最早讀到的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是《蘇東坡突圍》，立刻被他語言的氣勢和感染力，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一口氣跑到書店買來一本他的散文集，從此愛不釋手。

　　余秋雨，中國文化史學者，散文家，作品有《莫高窟》《抱愧山西》《歷史的暗角》《道士塔》《風雨天一閣》《江南小鎮(zhèn)》《遙遠的絕響》《陽關雪》《白發(fā)蘇州》等，無論是《文化苦旅》還是《千年一嘆》每部作品都是大手筆，大寫意，堪稱經(jīng)典，每部作品的問世都能在文壇掀起波瀾，在讀者中間產(chǎn)生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

　　讀先生的作品感覺有一種沉甸甸的歷史感和滄桑感，字里行間有俯仰天地古今的雍容大氣，靈性和智慧在舒卷之間恣意流淌，強烈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噴涌而出，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追溯、思索、反問，以及淵博的歷史知識，典雅靈動如詩般的語言，客觀而公正的治學態(tài)度，呼吸吐納間融著歷史理性，抒情或敘述中透著生命的哲理之光，每一章節(jié)都深深地震撼著我。

　　在《一個王朝的背影》這篇文章中，余秋雨先生用大篇幅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以一種公平開闊的視野鳥瞰這段歷史，審視這個王朝轉身的背影，批判姓氏正統(tǒng)論和民族正統(tǒng)論，真實地還原了一個朝代的興衰，用他利劍般的目光洞察了這個王朝的成敗功過，用犀利的文字表述了自己精辟獨到的見解，字字句句力透紙背，讓人只能望其項背。

　　說起清代的歷史，就不能不說康熙，就像說起大唐盛世不能不說李世民一樣。即使在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上，他也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千古一帝”絕非浪得虛名。余秋雨先生在這篇文里不吝濃墨勾勒了他的豐功偉績，對于清朝歷史的至關重要。他深入淺出，用柔和的筆觸顯示了一代帝王君臨天下的風范，這遠比教科書上的敘述要生動、鮮活、豐滿、真實得多。

　　余秋雨先生在這篇文章里說，康熙的父輩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文中沒有特別交待，但是確實應該提上一筆。1583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借報祖、父之仇，以“遺甲十三副”起兵，四十年內，彎弓躍馬，南征北戰(zhàn)，采取“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政策，統(tǒng)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后金國。他去世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極被推舉出來，在1626年9月，皇太極焚香告天，在大政殿繼承汗位。他決意承襲父志，入主中原取代明朝，1636年，改女真族為滿洲，在沈陽稱帝，建國號大清。父子幾十年的四面開拓，勵精圖治，為1644年清軍入關，統(tǒng)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康熙是清朝入關后的第二位皇帝，此時大清的疆土遼闊，運勢興盛，本可以坐享其成。他八歲繼位，十四歲親政，但事實上他面對的是內憂外患。一個是朝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手遮天，一個是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自恃有功，擁兵自重。這兩方勢力無疑定時炸彈，讓年輕的康熙如鯁在喉，坐立難安。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有著異乎尋常的遠見卓識，不甘心做一個傀儡皇帝，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他敏銳而鎮(zhèn)定，殺伐決斷，從容不迫。十六歲就利落地除去了鰲拜集團，二十歲向吳三桂開戰(zhàn)，八年時間取得了勝利。當他把江山扛在肩頭那一刻，就注定了他光耀千秋的宿命。

　　康熙在位61年，對外驅逐沙俄，大破準葛爾，統(tǒng)一臺灣，對內輕瑤薄賦，與民生息，興修水利，治理黃河，開放海禁，學習西方文化。他敏而好學，勤于政事，崇尚節(jié)約。余先生在文中從避暑山莊入手，從側面反映了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和高瞻遠矚。他不修長城，認為“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打破了炎黃子孫沉淀千年的長城情結。

　　但是，他修建了一座看不見，摸不著，卻又不容進犯的、無形的“長城”。

　　這個無形的長城就是避暑山莊。一方面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圍獵；另一方面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shù)民族建立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寺廟群，“把復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先生如是說。所以對于這個王朝背影的深深解讀，便從避暑山莊開始鋪陳開來。

　　作家柏楊說：“玄燁大帝，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有劉邦的豁達大度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度蛲ㄊ贰防镎f：“康熙統(tǒng)治的大清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就連那些自命不凡的歐洲來訪者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余秋雨先生用過多的筆墨介紹康熙經(jīng)天緯地之才，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文化認同”。弗洛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它是一種根，是長久以來形成的一種共同觀念，是凝聚一個民族的精神紐帶。它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符號，它既像種子深植于人的生存中，又像薪火一樣生生不息，世代相傳，從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到價值觀念、情感表達都有文化認同的影子。

　　中華民族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民族正統(tǒng)論，認為只有漢人的統(tǒng)治才是天經(jīng)地義，而其他外族便是“蠻夷”，便是“洪水猛獸”，是無法融合的。所以對于清朝的統(tǒng)治覺得是莫大的恥辱，相當?shù)钟|，對于它的衰敗表示出極大的憤慨，將清末的亡國全都歸罪到這個王朝身上，而忽略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先生說：“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平”。所以在新舊政權交替時，中國文人們表現(xiàn)出的困惑、無奈、掙扎、脆弱，還有視死如歸、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堅韌和無畏，以及深深的絕望讓人尤為震撼，既覺得蕩氣回腸，又不禁扼腕嘆息。

　　而康熙的英明在于他很聰明地化解了這個問題。“誰能想到呢，這位滿清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傳統(tǒng)文化！但凡經(jīng)、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他廣泛學習國學，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這還不算，他還精研西學，錄用外國人做官，是唯一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皇帝。他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舉薦“學問兼優(yōu)、文筆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對于傅山、李頤等寧死不應考的名士也不予追究，并多次請黃宗羲出山，并讓他的兒子進入皇家修史局，幫助康熙修《明史》。正是他的兼融并蓄，海納百川，正是他的博采眾長，不計前嫌，對于文化的尊重和推崇，甚至以犧牲自己的文化為代價，慢慢軟化了那些文人心中的堅冰，一種“文化認同”勝過千軍萬馬，它從根本上凝聚人的向心力，左右人的思維，實現(xiàn)了文化融合。因此才有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氣象，才有了天朝的威儀，才有了中國有史以來疆域最廣的版圖。當然先生也毫不客氣地說了“文字獄”事件，但是人無完人，像他這樣九五之尊的皇帝，在歷代皇帝中已是很難得的明主了，不能因為這些而否定他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水滿則溢，月滿則虧，這是自然規(guī)律。乾隆的好大喜功，閉關鎖國，嘉慶的懦弱，道光的無所作為，咸豐的軟弱無能，慈禧的目光短淺，錯過了工業(yè)革命的最好時機，驗證了落后就要挨打這一至理名言，生生地葬送了大清朝將近三百年的基業(yè)。而在民眾心中清朝似乎成了民族淪陷的罪魁禍首，常常被描寫成一團漆黑，災難深重，這是有失偏頗的。

　　文章最后一個章節(jié)寫了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而死。關于王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有效仿屈子投江“殉清”一說，還有羅振玉“逼債”一說，也有對軍閥兵臨城下“驚懼”之說，更有勸溥儀東渡日本“尸諫”之說。陳寅恪先生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是“文化殉節(jié)”，死于一種文化。對此，余先生相當贊同，他說“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所以，當這個落腳點土崩瓦解之時，他的防線也徹底崩潰。

“一個風云數(shù)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后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余秋雨先生在避暑山莊的這一聲嘆息，連同這個王朝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歷史深處，回眸時，是無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