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義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曾經是新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精神標識。無論是革命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還是表現(xiàn)新生活的藝術作品，都在極力張揚一種力量的美，展示一種崇高和悲壯。
　　無疑，以《新兒女英雄傳》為開端的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里的英雄敘事，在建國后的三十年里擔當著重大的教化使命。從《保衛(wèi)延安》、《林海雪原》、《紅日》、《紅巖》、《銅墻鐵壁》、《紅旗譜》等革命歷史題材的英雄敘事，到《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原動力》、《三千里江山》、《創(chuàng)業(yè)史》、《艷陽天》等反映各方面現(xiàn)實生活的英雄敘事，無不高揚著英雄主義大旗，表現(xiàn)著昂揚的革命斗志，盡管這些作品都有著自己的獨特性，但在美學風格上，普遍追求一種大氣陽剛的崇高美。用文學教育人民，鼓舞人民，這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中英雄敘事的基本規(guī)范和要求。
　　我國當代文學中的英雄敘事，在建國后的六個十年里，走過了一條曲曲折折的發(fā)展演變之路，六十年中，英雄觀的嬗變有跡可尋。前三個十年的文學基本延續(xù)了建國初期文學的英雄敘事模式，它們都具有紅色文學的特點，這是“神”的文學階段（概括地講是這樣，但任何時代文學的內部情形都很復雜。）；到1980年代，英雄則開始從神走向人，他們被還原了普通人的情感，對英雄的描寫出現(xiàn)了人性的掙扎，英雄從扁平人物變成了圓整人物，這是“人”的文學的時代（當然，這只是體現(xiàn)了一種改變的努力，現(xiàn)在回望1980年代的文學，事實上那時的作品中英雄們仍然散發(fā)著神性的光輝。）；而1990年代（實際上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出現(xiàn)），文學作品中的英雄被消解，變得世俗化起來，甚至出現(xiàn)了反英雄的傾向。到了新世紀，一方面是影視劇中講述的英雄傳奇，比如《激情燃燒的歲月》、《暗算》、《潛伏》等等的熱播，一方面是現(xiàn)實生活中，人的生活的日益世俗化，精神的日益荒漠化，而占領市場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則充當了這個時代欲望的書寫者，宣泄者，人性中丑和惡的東西得到了夸張性的描寫和普遍的認可，人，在文學中不再被強調精神，不再具有信仰，更沒有崇高的理想。作家筆下的“英雄”不但不再具有神性的光輝，也不再具有人的美好，他們多是具有“狼性”的各種生存角逐的勝出者，他們追逐權力、金錢和美色，他們?yōu)檫_目的不擇手段，他們身上的“獸性”大于“人性”。這樣，盡管這二十年文學出現(xiàn)過不少比較優(yōu)秀的作品，但因為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的影響，文學總體上仍然具有“獸”的文學的特征，在這樣的文學作品中，那些具有美好情懷和信仰，堅持理想，舍己為人的“英雄”，像小丑一樣處于被作者嘲笑的位置。
　　與英雄敘事并生的是崇高美，二十年來，文學作品中也出現(xiàn)了許多所謂的新英雄，什么商海英雄，娛樂英雄，官場英雄，這些“英雄”只能是生存競爭中的勝出者，他們不具備為他人，為民族，為國家舍生取義的情懷和犧牲精神，他們身上沒有大愛，更不可能產生出讓人心靈震撼和感動的美。曾經人們厭倦了纏繞他們三十年的革命美學，厭倦了那種崇高美，審美疲勞讓他們渴望歡樂美，于是，1980年代初，他們在被革命歌曲淹沒幾十年后撲向過質地柔軟的情歌，三十年后的今天，當他們對那些虛情或者真意的情歌再一次厭倦時，他們重新渴望起三十年前雄壯的旋律，渴望“軍歌嘹亮”了。
　　弘揚英雄主義，追求崇高，就難免導致英雄的神化，而英雄的神化，一定會遮蔽他作為人的不足和局限，強化夸大化他身上具有光彩的品質。這就容易出現(xiàn)一個問題，那就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新時期至今，“高大全”形象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學術用語，他意味著這種文學創(chuàng)作脫離現(xiàn)實生活，人為地拔高、美化,簡單化，意味著這是失敗的創(chuàng)作。
　　如果我們剔除掉“高大全”形象產生的特定時代背景，剔除掉它的特定政治寓意，我們僅僅從這個詞語出發(fā)，從當下的精神現(xiàn)實出發(fā)，從受眾的心理需求出發(fā)，作為善與美，勇敢與正義化身的完美英雄，“高大全”形象它應該有著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完美英雄固然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假的，但文學在展示和批判現(xiàn)實生活以及人性缺憾的同時，難道不是可以彌補生活的缺憾，可以告訴人們一種更理想更完美的生活和人性嗎？在“矮小偏”文學形象遍布文學作品的今天，在寫作者極力張揚人性丑惡靈魂猥瑣的今天，人的神性被遮蔽，人性中善的美的光輝被深度懷疑，卻有那么多人們癡迷起英雄傳奇，沉醉于英雄傳奇在他們心中喚起的那種久違的崇高和感動，這說明在這個英雄遠去時代里人們對英雄的渴望，說明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是來自人們內心的原欲。這或許不僅僅是審美疲勞的問題。
　　當代文學前一個三十年的英雄敘事，或許可指責它的單一，英雄都一個模子，缺乏人性化的英雄，所以在1980年代，走下神壇，具有普通人情感的有缺點的英雄，讓人們覺得那么親切，他們是讓人夠得著的英雄，只要努力，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那樣的英雄。但當哪種英雄敘事成為模式時，都會使人厭倦，都會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何況，這種敘事后來一路下滑，最后變成矮化和丑化英雄，當然這里邊有整個社會思潮的影響，當人不再大寫的時候，英雄就變成了滑稽。
　　神化的英雄與人性的英雄都是英雄，只不過前一種是一種更純粹的完美英雄，是一種經過提純的英雄。其實人在審美心理上，既需要離自己較近，有現(xiàn)實感真實感的人性英雄，也需要那種離自己很遠，需要仰望和崇拜的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出于心理需要，人們會制造各種“英雄”，娛樂時代，他們制造娛樂“英雄”，周杰倫、李宇春，四大天王等等，同時他們把這種對英雄的渴求也寄托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虛幻的武俠英雄上，以及舊時代的帝王將相上。那些娛樂英雄，武俠英雄，帝王將相，在粉絲或欣賞者眼中大多完美無暇，而他們其實在商業(yè)包裝或敘事策略下只是突出強調了某種能力或某種品格，比如周杰倫的才藝，李宇春的中性美，喬峰的俠義，康熙的勵精圖治，對這些人，人們并不去理性地分析他們是不是生活中真實的人，不去關注他們作為人，身上所應具有的普通人的缺憾和不足，他們只需要被這些人或人物打動和感染，需要崇拜，崇拜他們身上被放大的某些優(yōu)異之處。在當下的武俠劇和歷史劇中想象的歷史以及真實歷史中的英雄在被成倍地放大，這些英雄無疑寄托著人們的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
　　如果承認讀者的審美心理需要一種完美的道德人格，需要欣賞激動人心的崇高美，那么，“高大全”文學形象應該具有自己存在的社會學和美學意義。當然，只是允許它存在，對它寬容，而不是認為它是唯一。文學創(chuàng)作或者說美學風格上，我們反對單一，崇尚多元。為什么這多元中就不能允許“高大全”文學形象和崇高美學作為一元存在呢？
　　不可否認，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也有很多類型化典型和“扁平人物”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審美價值。“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也同樣具有自己的審美價值。
　　波斯彼洛夫對文學中的英雄精神是這樣定義的:“當某一偉大的全民族事業(yè)以及為實現(xiàn)這一事業(yè)而積極克服當時發(fā)生的矛盾和障礙所必需的巨大努力而成為個別人的性格本質時,當他們在個人活動中表現(xiàn)出獨立、自由、首創(chuàng)精神時,當一般的體現(xiàn)在個別的人的行為中而使行為具有偉大意義時,就出現(xiàn)了英雄精神。”
　　英雄主義,是歷史范疇內的，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的界定。也就是說，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著對英雄的不同認定。但即使如此，這些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英雄們，也都具有著某種共性，那就是超越凡俗，表現(xiàn)出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品性。
　　既然承認人性中不僅僅具有丑和惡，既然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需要弘揚人性中的善和美，既然英雄是每個人內心的原欲，既然這個時代精神需要被一種崇高和偉大所引領，那么，即使在一個沒有英雄的鄙俗年代里，又何妨提倡英雄主義呢？提倡那種為他人，為國家，為民族勇于承擔的精神呢？
　　人被小寫之后，抽去精神，就只剩下食和色兩種欲求，文學作品難道只承擔著描摹記錄這個時代的責任嗎？怎樣使人從雞零狗碎中變成大寫的人，怎樣使人再次擁有神性的光輝，這應該是一個有良知寫作者的社會擔當。人性中的善和美就是神性，人性中的丑和惡就是獸性，寫人性中的什么和怎樣去寫人性，這是考驗一個作家良知的問題。
　　總之，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更應該寫英雄。文學不是照相機，人們需要文學作品，也不僅僅只是需要印證自己身邊的生活，人既是現(xiàn)實的物質動物，人同時也是依賴想象生活的精神動物。他們需要文學作品的引領，需要超越現(xiàn)實生活，需要理想的生活。這就是為什么許多成人和青少年迷戀武俠小說，迷戀網絡游戲。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青少年們更是將周杰倫，李宇春們想象成他們的完美英雄。用文學作品中真正的英雄，哪怕他是“高大全”的神化英雄，來介入現(xiàn)實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這既符合人們需要人生楷模的審美需求，也益于引領整個時代的道德情操精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