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夜之間，小說家普遍成了精神順民，不再抗爭，也不再扮演叛逆者的角色，寫作日益臣服于現(xiàn)有的語言秩序，臣服于消費主義的誘導，也臣服于身體、欲望和各種思想的壓迫。當妥協(xié)變成一種美德，探索成了一種笑談，如何才能更多地分享到由名聲、版稅和獎項共同構(gòu)成的文學利益，便成了小說界公開的秘密。或許，小說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俗物，世俗的利益鏈條進入小說家的視野，是一種常態(tài)，正如世故是小說家的基本品質(zhì)一樣。多年來，大家早已習慣了一個沒有爭論、彼此呵護的小說界，一團和氣，沒有什么能令他們憤怒，也沒有什么能令他們向往，多數(shù)的時候，寫作不過是一種經(jīng)驗的講述，作家也不過是故事的奴隸而已。精神的重擔就這樣輕易地被卸下來了，語言探索的熱情也慢慢寂滅，小說界正在進入一個紛紛言說陳詞濫調(diào)的時代——凌厲的生存追問，孤寂的敘事實驗，如同一個古董，正在小說家的視野里消失。
　　故事無非是寫欲望和欲望的各種變體，敘事也只剩下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這一套路，都在依靠情節(jié)和懸念吸引讀者。小說的閱讀，業(yè)已淪為一種幾無挑戰(zhàn)和難度的閱讀——面對小說界的這一嚴峻面貌，有多少個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危機？
　　與詩歌界比起來，小說對這個時代的介入和發(fā)言，越來越缺乏精神的說服力。由于詩人一直很難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們反而甘于退守，至少在很多詩人那里，還不乏對詩歌的生命投入及對語言純粹性的堅定捍衛(wèi)。在我看來，這個小說為王、詩歌邊緣化的時代，最熱鬧的是小說，成就最大的則是詩歌。詩歌因為被普遍忽視，反而有了走在時代前列的自由和契機，而誰能夠在這個時候，從精神順民的陣營中站出來，擔當一個文學叛徒的角色，誰就可能在文學界發(fā)出不同的、有價值的尖銳聲音。
　　小說界尤其需要這種發(fā)聲方式。一個沒有文學叛徒的時代，就是一個沒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代。困守于一種寫作潮流，躺在現(xiàn)有的語言遺產(chǎn)上享清福，通過一些小的寫作變化來取悅于時代，這正是寫作創(chuàng)造力衰頹的重要象征。而文學史上最可貴的精神之一，就是反叛意識。不愿流俗，不愿和眾人合唱，不愿重復舊有文學經(jīng)驗，這就注定很多巨人只能是叛徒的形象:蘇格拉底被指認為“反對民主的叛徒”，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人曾被當時的蘇聯(lián)政府定罪為背叛國家，魯迅則是真正的“逆子貳臣”(瞿秋白語)，他說他不想做人，想做鬼，做“女吊”，因為“女吊”決絕于惡的人世……還有那些藝術(shù)的叛徒，總是想探索一種全新的話語方式，擴展藝術(shù)的邊界和語言的空間。普魯斯特、博爾赫斯、羅伯——格里耶，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先鋒小說家，都曾充當文學的叛徒，為文學創(chuàng)造了新的話語景象。
　　不過是十幾年時間，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叛徒們，多數(shù)也成了精神順民。今日的作家，更愿意做秩序的囚徒，而不是從秩序里出走的叛徒或持精神異見的人。文學的氣氛日益輕松而甜蜜，銳利的聲音貧弱，新的敘事精神匱乏，甚至可以值得一說的人物形象也寥寥無幾，大多數(shù)作家只是憑一種慣性在寫作，不再有文學抱負，也不再為自己的寫作建立新的難度，寫作不過是他們混世界的一種手段而已。
　　我開始懷念一種文學的先鋒精神、叛徒意識。文學的創(chuàng)造，說到底是提供一種新見、異見，是孤獨的前行、寂寞的探索，是建立難度和超越難度。正因為此，吳玄、陳希我、李師江等人，便成了我近年特別看重的作家，他們的敘事粗魯而有力，經(jīng)驗獨異而極端，語言鋒利、毒辣又充滿敘事的速度感。他們的寫作恢復了小說寫作的原始作風:從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疑難，把小事寫得壯觀、輝煌。
　　 比如吳玄，在讀過他的小說后，我在其中發(fā)現(xiàn)有存在的疼痛感，有語言的探索熱情——也許，這些不過是他承傳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寫作品質(zhì)，但在一個精神和敘事上都無所作為的年代，真正的先鋒，也可以是一種后退，正如創(chuàng)新有時也可以表現(xiàn)為是一種創(chuàng)舊一樣。這些作者的姿態(tài)，是和當下許多作家做著相反的文學見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