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曉威是東北籍的青年作家，至今已發(fā)表百多萬字的作品，有些作品出現在重量級的刊物上，并獲得過不少文學獎。他有不少小說都是描寫底層的生活和底層人物的，但與我們習見的“底層文學”不大一樣。這大抵是因為他不滿足于僅僅描寫苦難，靠悲苦、悲情來贏得讀者的眼淚，而是從中開掘出頗有深意的東西來，作品注重文學性，以凝練含蓄見長。短篇小說《厚墻》和中篇小說《瀝青》就是這類小說的代表。
　《厚墻》的情節(jié)很簡單，一個有過插隊經歷的中年人在晨練時見到一個少年乞丐，順手給了10元錢。一次他要裝修新房，找了一個要價最低的小工砸墻，沒料到那墻特厚，耽誤了一天工期，卻大大推遲了忙碌的裝修隊進駐的時間表。小工因為墻厚，工作量超過預期而要求漲50元的工錢，而房主卻因為誤工而要壓低150元工錢。在爭執(zhí)中小工舉起了鐵錘，剎那間覺得對方似曾相識，“不過，這一切稍微有點來不及了”。小說在少年舉起鐵錘時戛然而止，不再寫他是否制造了一場命案，會不會鋃鐺入獄，在鐵窗里度過漫長的一生。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固然也展現了底層百姓的困頓，如那個少年有一個病爺爺和一個讀高中的妹妹，每學期“花的錢比地里的蟲子還多”，他初中就輟學，挑起了養(yǎng)活一家的生活重擔。起先在鄉(xiāng)下挖沙，后來便到城里打零工。他本想用砸墻的錢正好支付妹妹的學雜費，沒想到厚墻耽誤了工夫，被房主壓低了工錢，就不足妹妹急交的費用了。就房主而言，他也是收入微薄的工薪階層，雖然給乞丐錢時并不吝嗇，但對工錢卻很計較。這一切都圍繞“厚墻”而起，“厚墻”成了展開情節(jié)的契機，也成了展示底層生活的由頭，但這還只是故事的表層。小說的深層意義在于表現城市與鄉(xiāng)村、城里人與鄉(xiāng)下人的隔膜，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厚墻。小說所描寫的兩個特定人物的身份和人物關系意味深長：一方是：施主/雇主/曾經到鄉(xiāng)下插隊的城里人；另一方是：乞丐/小工/來自鄉(xiāng)下的貧困少年。就施主和乞丐的關系而言，他們之間存在過施恩與感激的關系，但這只是剎那之間的，幾乎忘記；就雇主和小工的關系而言，他們因為各自的理由從一拍即合到發(fā)生矛盾相持不下，以致可能成為生命敵對的仇人；就一個曾經去鄉(xiāng)下插隊又返城的城里人與到城里來打工的鄉(xiāng)下人之間的關系而言，仿佛是一種被時代潮流裹挾的逆向的循環(huán)和重復，“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兩者都是“盲目和被迫”的，前者永遠不適應鄉(xiāng)下，覺得城里人和鄉(xiāng)下人“那完全是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人”，而鄉(xiāng)下少年覺得城里人難以理解，他們很“兇”，口氣里“有一種巖石的味道”，他覺得在城市沒有發(fā)言權，最多就說聲“好”或“明白”。其實那個早已返城的成年人，在城市里又有多少話語權呢？于是“厚墻”在小說中產生了豐富的含義，它成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壁壘、城里人與鄉(xiāng)下人難以溝通的障礙，甚至是人生難以穿透的某種關卡，因此它是一種陌生、疏離、異己、排斥的隱喻或象征之物。小說的深意也就從此可以連續(xù)地發(fā)掘下去，它的文學性也在這種貌似簡單卻相當凝練含蓄的象征意味中漸漸地顯露出來。值得注意的還有：小說的主人公似乎從A角（從鄉(xiāng)下返城的人）移向B角（從鄉(xiāng)下到城市尋找生活的人），但因為有前因（施舍）后果（雇傭）的關系而發(fā)生糾結和對照，共同完成了小說隱含的城/鄉(xiāng)結構關系和對比關系。小說采取了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但并不打算批判哪一方，譴責哪一個，只是由于城鄉(xiāng)的差別存在著不平等，面對鄉(xiāng)下人，城里人會不自覺的有種優(yōu)越感和居高臨下的位勢。“凡是與泥土有關的東西，原來都不值錢”。這個出自少年的感悟，實際上也是作者的感嘆。作者沒有向哪方偏向的預設，寧肯采取比較客觀的立場和冷峻的態(tài)度。
　　《瀝青》寫的是一個“逃犯”的經歷和心態(tài)。之所以說是“逃犯”，因為主人公張決是一個判了十五年徒刑被關在監(jiān)獄里的犯人；我們之所以打個引號，是因為他僅僅是一個殺人嫌犯，在殺人現場留有他的痕跡，但他并非兇手，可是又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只有張決自己清楚這是一件冤假錯案，在屢屢申訴，屢屢駁回的情況下，他便選擇出逃。類似的題材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很少見，但在好萊塢電影中卻屢見不鮮。在我讀過的中國當代小說中，類似《瀝青》寫的越獄行動卻發(fā)生在文革背景，有當下背景的僅此一篇。小說中的張決其實有不在現場的證明，但因為證明人犯有詐騙罪而不能采信。這就決定了這篇小說的主人公不可能自己去取證，更不可能像好萊塢電影中的主人公越獄后自己去破案，從而還自己的清白。在這樣的規(guī)定情景中，小說當然不能靠離奇曲折的情節(jié)去取勝，也不會采取傳奇或驚險的樣式。應該說，作者是偏向寫實主義的。他寫了監(jiān)獄里的形形色色，也寫了造成這個冤案的司法上的原因或有關的弊端，給人的印象是他具有寫作這個題材的知識儲備（作者曾到監(jiān)獄采訪）。但顯然，小說的側重點不在于此，而是著力描寫一個生活正在趨向美滿（即將結婚）的人如何因為突然的變故而跌入人生的最低谷（獄災橫至，百口莫辯）；一個突然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將會受到怎樣的煎熬和痛苦；一個蒙冤的人如何為洗刷自己莫須有的罪名而費盡心機；當他采取種種“合法”行動均不能奏效后，又如何選擇鋌而走險?？梢哉f，作者為人物特殊的心理和行為提供了充分的依據，同時又寫出了人物的心理邏輯和行為邏輯。
　　《瀝青》一共寫了主人公的三次出逃。第一次是在服“外役”時，他在“只有靠自己洗脫罪名”的沖動下，輕易就逃脫了，可是誰也想不到的是，他在打了個沒有結果的電話和吃了16只包子后，當天下午就主動回獄了。結果關了禁閉，又加刑一年。第二次是在服內役時，伏在車底僥幸逃跑了，在得知未婚妻仍然愛他并勸告他，以及律師建議他自首后，又返回了。這次由于副監(jiān)獄長的意見，沒有加刑，僅僅關了禁閉。這兩次明明快成功了，卻又自投羅網，看來違背常理，卻自有道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想證明自己無罪。副監(jiān)獄長的說法也是一解：“他是一個有想法的人”，“他只是要故意蔑視監(jiān)獄”。第三次越獄是在申訴絕望后的精心策劃，這次他鐵了心，一意孤行，毅然決然，在外隱名埋姓地過了三年，即使法院出了公告，說明真正的兇手已經抓到，要他回去辦理出獄手續(xù)，他也認為不過是個誘餌，堅決逃亡到底。一、二兩次出逃又返回，他雖然在自己的心理上達到了“證明自己無罪”或“故意蔑視監(jiān)獄”的目的，但事實上他未能洗刷自己的罪名，在第七次申訴也被駁回后（事實上監(jiān)獄根本沒有幫他傳遞），他徹底絕望了。因此在第三次成功出逃后，他就不再返回。他不再認命呆在監(jiān)獄里，用好好表現來爭取減刑，因為對于一個有罪的人來說，那確實是個不壞的選擇，但對于一個無罪的人來說，就意味著自認有罪，還意味著在監(jiān)獄里繼續(xù)付出很多年的自由和青春年華。但在他出逃的三年中，由于背著逃犯的罪名，仍然無法恢復自己的身份，不敢與未婚妻聯系，所以他并未獲得真正的自由。甚至在法院出了公告宣布他無罪時，他覺得是個抓捕他的誘餌，放棄了恢復身份獲得自由的機會，選擇了監(jiān)獄以外的不自由。小說通過主人公的三次出逃，深刻地表現了一種人生的悖論和困境——罪與非罪；喪失身份和恢復身份；信任與猜疑；尊嚴與屈辱；自由與不自由，如此等等。小說寫的雖然是常人難以遇到的事，卻寫出了常人可能遇到的種種人生困境和悖論。小說寫到張決在服外役時見到鋪路用的瀝青，這種有毒物質發(fā)出難聞有害的氣體，卻“被強迫著來到地面，凡是人類需要邁動雙腳或移動身體的代表路的等級的地方，就要有它去覆蓋，這是多么不可思議！”結尾時又說：“要想逃得更遠，必須走沒有瀝青鋪過的路。”顯然，“瀝青”在這篇小說中也是一個隱喻。
　于曉威的小說與一般的情節(jié)小說不同，寫情節(jié)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所以他從來不為情節(jié)而情節(jié)，時刻防止情節(jié)的泛濫和漫漶，而是很有節(jié)制，表現出一種較強的敘事控制力，但又不同于情節(jié)過于淡化而含義又過于晦澀的現代主義傾向。這使他的作品顯得凝練而有趣，同時向智性方向發(fā)展。偶然性是他的敘述策略之一，他在小說《在深圳大街上行走》里稱之為“生活的隨意性”，在小說中成為某些假定和偶然的因素，常常被用來把他筆下的人物步步驅入人生困境，以達到對人性的窺察和對真實的撫摸，所以他的小說表現出一種智性和智慧，具有某種形而上的意味。凡此都表明于曉威是一位有想法、有追求且有原創(chuàng)力的青年作家。我期待他堅持自己的寫作路線，不趨時、不浮躁，成為一位更有獨創(chuàng)性和藝術境界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