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認真對待的是，堅持寫作的難度，保持對人生和世界的驚異之情，和對人類命脈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學實踐去捍衛(wèi)人類精神的健康和心靈真正的高貴。我知道這是極不容易的。

　　文學給我恩澤和“打擊”
　　二十一世紀初年，有媒體問了我一個問題，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兩本文學作品，前提是只舉兩本。一本中國的，一本外國的。這提問有點苛刻，尤其對于寫作的人。這是一個誰都怕說自己不深刻的時代，如果我講實話，很可能不夠深刻；如果我講假話，列舉兩本深奧的書，可那些深奧的書在當時并沒有影響我——或者說沒有機會影響我。最后我還是決定說實話。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鄙視知識、限制閱讀的文化荒涼的時代。又因為出身的灰色，內(nèi)心便總有某種緊張和自卑。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緊張著自卑著也還堅持寫著，只是那時的日記都是“懺悔體”了。我每天都在日記里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沒有錯誤，還會虛構一點寫下來——不知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學訓練”。
　　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我們所能看到和聽到的文藝作品更多的是憤怒、仇恨以及對個體的不屑。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我讀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著藏起來的書，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得扉頁上的題記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么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正是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偷著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點又肯定了那么一小點，并生出一種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沖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么。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學史上或許不是一流的經(jīng)典，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它對我的精神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真正領略到文學的魅力，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處的幽暗之地，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wěn)和力氣。另一本中國文學，我選擇了《聊齋志異》這部中國清代的短篇小說集。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覺得書中的那些狐貍，她們那么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么反常規(guī)。作者蒲松齡生活在同樣也很壓抑的中國清代，他卻有那么神異、飛揚、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滿人間情味的狐仙鬼怪實在是比人更像人。她們的悲喜交加的纏綿故事，為我當時狹窄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與人言的空間。我要說，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學給我的恩澤和“打擊”。這“打擊”具有一種寶貴和難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暢。
　　我的文學之夢也就此開始。1975年我高中畢業(yè)后，受了要當一個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離開城市，來到被稱做華北大平原的鄉(xiāng)村當了四年農(nóng)民，種了四年小麥和棉花。中國鄉(xiāng)村是我從學校到社會的第一個落腳點，到達鄉(xiāng)村之后接觸最多的是和我年齡相差無幾的女孩子。每天的勞動甚至整夜的澆灌莊稼，我都是和她們在一起。對我來說，最初的勞動實在是艱苦的，我一方面豪邁地實踐著，又帶著一點自我憐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當我在日記里寫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過十八歲生日，手上磨出了十二個血泡時，我有一種炫耀感。那日記的話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說: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手上都有十二個血泡了??！我不僅在日記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莊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們展覽。其中一個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著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說這活兒本來就不該是你們來干的啊，這本來應該是我們干的活兒啊。她和我非親非故，她卻哭著，覺得她們手上有泡是應該的，而我們是不應該到鄉(xiāng)村來弄滿一手血泡的。她捧著我的手，哭著說著一些樸素的話，沒有一點怨毒之心。我覺得正是這樣的鄉(xiāng)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樸素的、炫耀的心撫平了，壓下去了。是她們接納了我，成全了我在鄉(xiāng)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態(tài)度。
　　歲月會磨損掉人的很多東西，生活是千變?nèi)f化的，一個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過去，或者說不斷打倒自己，但是你同時也應該有勇氣站出來守住一些東西。三十多年已經(jīng)過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我的手不會再磨出十二個血泡，也再不會有鄉(xiāng)村的女孩子捧著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懷戀的也不僅僅是那種原始、樸素的記憶，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卻成為了我生活和文學永恒不變的底色。那里有一種對人生深沉的體貼，有一種凜然的情義。我想，無論生活發(fā)生怎樣的變化，無論我們的筆下是如何嚴酷的故事，文學最終還是應該有力量去呼喚人類積極的美德。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極度絕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學應該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之美。

　　文學點亮人生幽暗
　　文學是燈。這樣說話在今天也許有點冒險。文學其實一直就不在社會生活的中心，特別在信息時代的今天。但我仍然要說，我在文學和文化最荒涼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愛上了文學，今天，當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種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學擠壓到一個稍顯尷尬的角落的時刻，我仍然不想放棄對文學的愛。讀喬爾?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他談到要成為世界名城必須具備精神、政治、經(jīng)濟三個方面的特質(zhì)，那就是:神圣，安全，繁忙。毫無疑問，我們正在目睹世界很多大都市的繁忙。這里所說的繁忙特指對財富孜孜不倦地追求，如亞當?斯密所倡導的那樣。當時有人形容他的聲音在世界的耳朵里響徹了好幾十年。但實現(xiàn)經(jīng)濟大國的目標，并不意味著現(xiàn)代公民就一定出現(xiàn)。而一座城市的神圣，從廣義上也可以理解為高尚信仰的自覺，道德操守的約束，市民屬性的認同，以及廣博的人性關懷。
　　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檳泡沫般璀璨的燈火里，一定有一盞應該屬于文學。文學是燈，或許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燈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遠具備著打不倒的價值。而人心的諸多幽暗之處，是需要文學去點亮的。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在閱讀中國和外國文學名著并不能公開的背景下，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陸續(xù)讀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寧、契訶夫、福樓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亞、狄更斯、奧斯汀、梅里美、司湯達、卡夫卡、薩特、伯爾、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異的著作。雖然那時我從未去過他們的國度，但我必須說，他們用文學的光亮燭照著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豐富而微妙的顏色——有光才有顏色。而中國唐代詩人李白、李賀的那些詩篇，他們的意境、情懷更是長久地浸潤著我的情感。從古至今，人世間一切好的文學之所以一直被需要著，原因之一是它們有本領傳達出一個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現(xiàn)出一個時代最本質(zhì)的情緒，它們能夠代表一個民族在自己的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我青少年時期的文學營養(yǎng)，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若用吃東西來作比喻，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是這兒有什么你就吃什么。用前蘇聯(lián)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話:“端給你的是啤酒，你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咖啡。”他以此言來形容斯大林時代的暴政。但那時的我，畢竟還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在“杯子”之外找到了一些“咖啡”——一些可以被稱作經(jīng)典的文學。它們外表破舊、排名無序、缺乏被人導讀地來到我的眼前，我更是懷著對“偷來的東西”的興奮之情持續(xù)著混亂的閱讀。但時至今日，當閱讀早就自由，而中國作家趁著國家改革、國門敞開，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的時代大背景，積極審視和研究各種文學思潮、自覺吸納和嘗試多種文體的實驗。當代東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斷地撲面而來，即使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懷念過去的歲月里對那些經(jīng)典的接觸。那樣的閱讀帶給我最大的益處，是我不必預先接受評論家或媒體的論斷，我以不帶偏見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稱之為經(jīng)典的文學。其實若把文學簡單分為兩類，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學，不論是從一個島，一座山，一個村子，一個小鎮(zhèn)，一個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出發(fā)，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和時間而抵達人心。也因此，我對文學的本質(zhì)基本持一種樂觀的認識。

　　用謙遜照亮內(nèi)心
　　文學和寫作也使我知道，不論東方與東方之間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有多少不同，我們的外表有多大差異，我們?nèi)匀挥锌赡芑ハ嗬斫猓⒒ハ嘈蕾p彼此間文化的差異。畢加索曾經(jīng)坦言中國的木版年畫帶給他的靈感，二十世紀法國的具象繪畫大師巴爾蒂斯是那樣鐘情于中國宋代畫家范寬。
　　2006年秋天我在日本訪問時特別去了仙臺醫(yī)學院，魯迅先生曾經(jīng)在那里學習。我和經(jīng)濟系的幾位教授聊天，我發(fā)現(xiàn)他們非常熱衷于談論魯迅，并為他感到自豪。他們談到他并不特別優(yōu)秀的成績，他和藤野先生之間的別扭，畫解剖圖時只求美觀、把一條血管畫到脖子外邊去了，還和老師爭辯的可愛的固執(zhí)……他們沒有把他看作圣人，但是他們愛他。他們和仙臺市民自發(fā)地編演了一出《魯迅在仙臺》的話劇。這一切使我感到親切，我看到了一位經(jīng)典作家和他的文學經(jīng)典是怎樣長久地活在普通人心中，并給他們的身心帶來充實的歡樂。
　　文學是燈，這說法真的有些冒險吧？但想到任何同創(chuàng)造有關的活動都有冒險的因素，我也就不打算改口了。我要認真對待的是，堅持寫作的難度，保持對人生和世界的驚異之情，和對人類命脈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學實踐去捍衛(wèi)人類精神的健康和心靈真正的高貴。我知道這是極不容易的。幾年前我曾經(jīng)從一個外行的角度寫過一本談論畫家和繪畫的小書《遙遠的完美》，在書的后記中我寫道，幾十年的文學實踐使我感受到繪畫和文學之間的巨大差異:在作家筆下無法發(fā)生的事情，在好畫家的筆下，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我又感受到藝術和文學之間的相似:在本質(zhì)上它們共同的不安和寂寞，在它們的后臺上永遠有著數(shù)不清的高難度的訓練，數(shù)不清的預演，數(shù)不清的或激昂或乏味的過程。然而完美距離我們始終是陌生而又遙遠的，因為陌生，才格外想要親近；因為遙遠，才格外想要追尋。我看到在文學和藝術發(fā)展史上從來就沒有從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當我們認真凝視那些好作家、好畫家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無一人逃脫過前人的影響。那些大家的出眾不在于輕蔑前人，而在于響亮繼承之后適時的果斷放棄，并使自己能夠不斷爆發(fā)出創(chuàng)新的能力。這是辛酸的，但是有歡樂；這是“絕情”的，卻孕育著新生。于是我在敬佩他們的同時，也不斷想起謙遜這種美德。當我們固執(zhí)地指望用文學去點亮人生的幽暗之處時，有時我會想到，也許我們應該首先用謙遜把自己的內(nèi)心照亮。
　　面對由遠而近的那些東西方文學經(jīng)典和我們自己的文學實踐，要做到真正的謙遜是不容易的，它有可能讓我們接近那遙遠的完美。但真正的抵達卻仍然是難以抵達。我對此深信。(此內(nèi)容為作者在首屆東亞文學論壇的演講，有刪節(jié)。原文刊載于《人民文學》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