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三次選編年度文論選，而且從一開始就試圖在這份熟悉的工作中做出點新意，以真正反映出本年度文論的面貌，尤其期盼由今年的文論選呈現(xiàn)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走向成熟的氣象。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有多大的收獲，我不知道從這樣一個愿望出發(fā)編選的年度文論能否得到同行的認可，對此，我有信心沒把握?？梢钥隙ǖ氖?，盡管此番擴大了文論選的篇幅，但遺珠之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這不是什么客套話，除了篇幅的原因外，有時為了整體考慮不得不忍痛割愛。當然，我個人的視域也存在盲點。

　　從新文學誕生到現(xiàn)在，作家作品論始終是現(xiàn)代（當代）文學批評的基礎工作和關鍵部分。曾經(jīng)有一個時期有一些學者對作家作品論表現(xiàn)出輕忽的態(tài)度，我想這可能是一個誤解；因為作家作品論并不排斥“史”與“理論”，好的作家作品論都依托著理論背景、貫穿著歷史意識，而不是相反。因此，我把“當代作家評論”作為文論選的第一個欄目。我在閱讀中也發(fā)現(xiàn)，我們并不缺作家作品論，而是少好的作家作品論，一些好的作家作品甚至沒有人評論，或者沒有人去好好地評論。在這個欄目中，我選了蔡翔等七位評論家的論文，這些論文涉及到王蒙、韓少功、莫言、張煒、鐵凝等幾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我個人感覺到，以蔡翔的《日常生活：退守還是重新出發(fā)——有關韓少功暗示的閱讀筆記》為代表，本年度當代作家作品論已經(jīng)達到新的學術境界。這些論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注意在學理上闡釋作家作品，并且試圖揭示文本背后的復雜因素。

　　也許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相比，當下的文學思潮與現(xiàn)象并沒有風起云涌的特征，但諸多的現(xiàn)象和問題都讓批評家在保持敏銳的感覺時，還要張揚深刻的歷史意識。年度文論選的第二個欄目“文學思潮與現(xiàn)象”收入了4篇論文：南帆的《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論及文學思潮中的重大問題，舉重若輕，大氣而細致，文氣貫通。倪偉《鏡中之蝶——論“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類”寫作》，對一種寫作現(xiàn)象的梳理剖析有獨到之處。洪治綱《想象的潰敗與重鑄》，一如既往地直率犀利，但多了學理的因素。我一直感到詩歌評論過于軟弱，比之八十年代，詩評家太沉著了。在這幾年編選年度文論和其他選本，我始終留一個心眼來選詩評。所以本年度選了羅振亞、周敬山《先鋒詩的“多事之秋”：世紀末的論爭和分化》。我希望明年能夠有更多的詩評入選。

　　這幾年，文學研究的思想文化背景、知識體系與方法發(fā)生著比較大的變化，這一變化是與文學生產(chǎn)方式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覺得文化研究在文學研究中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我以積極的姿態(tài)關注此類研究的動向，文學批評需要像八十年代那樣再一次向其他學科、向其他知識體系敞開，而不是封閉。我知道，一些學者對文化研究中的一些路向是不以為然的，這是很正常的學術分歧。這一分歧提醒我集中精力關注“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關系。為了推動文化研究在文學批評中的進程，《當代作家評論》和上海大學的王曉明、蔡翔兩位教授合作，開辟了“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專欄。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chǎn)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反映了一批學者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考，多少有些“綱領性”的意義。年度文論所選的幾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文化研究在文學領域里的成果。我想這是“初級階段”的成果，期待在文化研究中國化的過程中文學研究者能夠有所貢獻。

　　我在前面說了，我希望當代文學批評能夠成為成熟的當代文學學科的一個部分。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理論背景和學科話語，這一過程不算很短。以我自己的眼光看，只有當代文學學科話語的成熟，才有當代文學批評的發(fā)展。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的一大突破，便是當代文學學科意識的強化和當代文學學科話語的迅速發(fā)展，當代文學學科不僅因為植根于當代生活而獲得了活力，同時也在學術化方面有了質(zhì)的飛躍。沒有活力的學科，其生命力終將萎縮；沒有學術化的研究，其學科體系只能是風中的蘆葦。細心的讀者會看出，年度文論選，我用力最深的應當是“文學史寫作與研究”這一欄目。在我看來，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水平，是一門學科的水平。所選文章，有幾篇是關于近現(xiàn)代文學的，多數(shù)為當代研究。其中，陳平原的論文再次顯示了其文學史與學術史功力兼?zhèn)涞奶攸c，陳思和重讀經(jīng)典讀出新意，王彬彬?qū)ξ膶W史和思想史重要問題的分析不藏鋒芒。在這個欄目中，多數(shù)文章是關于當代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九十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似乎也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北派”由洪子誠領銜，這幾年頗有建樹。洪子誠《中國當代的“文學經(jīng)典”問題》，李楊《文學分期中的知識譜系學問題——從“當代文學”的“說法”談起》和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ji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轉(zhuǎn)型》，都是年度的“重頭”文章，其中李揚的文章是今年研究“當代文學”學科最具學術分量的一篇。王堯這兩年主持“小說家講壇”有些分神，關于“文革文學”的研究略有停頓，收入本書中的《“簡單中斷”與“歷史聯(lián)系” ——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問題研究》仍反映出該領域的研究水平。

　　留心大系文論選本的讀者朋友會發(fā)現(xiàn)，2003年度的文論選和前幾年的選本有些不同。我對欄目作了一點調(diào)整，增加了“香港文學研究”和“人文期刊研究”香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部分，有其獨特的一面，提供了文學書寫城市的經(jīng)驗。大陸學界對香港臺灣文學的研究日益重視，如何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框架中整合香港及臺灣文學研究是一項課題，王德威等人的文章對大陸學界不無啟示。

　　我對期刊研究的重視并非編輯身份使然。如果沒有現(xiàn)代期刊，中國新文學就是另外一番狀態(tài)了。這幾年學界對人文期刊的研究之聲逐漸響亮起來，我以為這是全面研究文學生產(chǎn)的開始。在這些研究者中，黃發(fā)有的工作是扎實的?！?ldquo;真實”的背面——評析〈小說月報〉（1980－2001）兼及“選刊現(xiàn)象”》，以刊證史，是解讀新時期文學歷史的一個角度。

　　在談及年度文論選的編輯工作時，我說了一些對當下文學批評的想法，我的這些想法，也許更多的反映在我這兩年編輯《當代作家評論》的過程中。熟悉的朋友都會發(fā)現(xiàn)，《當代作家評論》這幾年有些變化，這些變化也引發(fā)了一些朋友的不同看法，包括一些批評。韓少功曾經(jīng)開玩笑說我是評論的“法西斯”，王堯又在《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尋找文學的魂靈》序言中提出一份雜志和一個編輯家的關系，并突出了我以及其他一些編輯對刊物的影響。其實，面對各種議論，包括肯定性的評價，我的心情是復雜的，甚至也有諸多別人不能理解的一面。如果做一個簡單的劃分，漢語寫作是包括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但是，我們一直對包括批評在內(nèi)的學術研究對漢語寫作的意義重視不夠，具體到辦刊上，大家似乎對理論刊物的真實處境和價值缺少體貼和理解，現(xiàn)在的理論批評刊物差不多都處于絕地。

　　我從大學畢業(yè)后，一直從事理論編輯工作，如果稱為一個老編輯的話也不妨。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另類”編輯，我想許多人可能也會這樣想。其實，多年來我一直是這副面孔。有人說我辦刊重學術棄先鋒立場，又有人說我辦刊太先鋒輕學術，說得都對，又都錯。所謂個性，猶如一本雜志，既有封面，又有封底。有人看到了封面，有人看到了封底，另外一些人則相反。我期待自己辦刊是既先鋒，又學術。讀者諸君不妨翻翻今年的文論選，如何？

 

 

 

（《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3文學批評》，林建法主編，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人民日報》2004年2月10日轉(zhuǎn)載時改題為《多姿多彩的文論——評《2003年度文論選》；《文藝爭鳴》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