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先生《離離原上草》面世之后，產(chǎn)生了不小的轟動效應。試想，一位素以作風嚴謹、吐屬典雅、不茍言笑著稱的恂恂長者，忽然像換了一個人那樣，一變而為洋洋灑灑、靈動鮮活、情趣盎然，這能不算是一樁奇聞嗎？一位年邁古稀的知名學者，窮五載之功，完成一部百余萬字的長篇小說，這能不構成一樁震撼性很強的事件嗎？
　　正是這樣，《離離原上草》以其強大的說服力，闡發(fā)了一個動人心弦的道理：人的創(chuàng)造力是無限的。其感召力和鼓舞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毫無疑問，它會使那些壯心不已、豪情尚熾的頗有一大把子年紀的人，見獵心喜，熱血沸騰，從而激揚奮進，重賈余勇。當然，歆羨與振奮是一碼事，能不能繼其后而有同樣作為，又是另一碼事。齊白石衰年變法而境界大開，臻于至境，誰人不予贊譽？然而，又有幾人能夠與之比肩接踵！
　　《莊子·逍遙游》中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這部長篇巨著是定安先生數(shù)十載深藏厚積的產(chǎn)物。它端賴于作者豐厚的人生閱歷、深切的生命體驗、高超的識見、開闊的學術視野和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學素養(yǎng)。而這一切，則絕非常人皆可企及的。
　　繼承、發(fā)揚我國“五四”時期學者、作家進出自如、一身二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近期文壇上出現(xiàn)了引人注目的“教授作家”、“學者小說”的文化現(xiàn)象。一些教授、學者之所以寫作小說，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小說這種文學形式較之學術論文與隨筆，更能深入透徹地審視自己，更能充分自由地表達自己對世界、對人生的想法；特別是長篇小說給了他們一個史詩性的對歷史、對時代、對人生、對民族文化的合適的言說空間。這也許可以說是我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和可觀的景象。
　　彭定安和他的《離離原上草》正是屬于“教授作家”和“學者小說”范疇。其敘事特點與美學特征，我以為具如下諸端——彭著既有這種學者小說的共性，又有屬于他自己的突出個性與優(yōu)長處。
　　嚴謹?shù)默F(xiàn)實性敘述。“教授作家”本著其學術秉性，敘事無論虛構抑真實，都堅持“為歷史存真”的審美理想，以簡約、凝重、節(jié)制的話語方式，憑借一個貫穿首尾的事件鏈條，盡可能真實地敘述一個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現(xiàn)實，再現(xiàn)當年的由若干人物與事件組成的人間風景。這使作品具有真實的歷史意義與深沉的歷史感。其現(xiàn)實主義精神潛存底里，而具歷史引力與現(xiàn)實精魂。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結合。從敘事范型深究，應該說，這是比較傳統(tǒng)的文學敘述形式。但這并不妨礙作品以其直面歷史與人生的審美姿態(tài)，表現(xiàn)出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倫理氣質(zhì)、審視性的敘事姿態(tài)和應有的價值評判，以此表達作為一個精神勞作者的社會良知，展現(xiàn)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最為核心的人生信念、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場。同時，作家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結合的敘事策略，有意識地穿插了現(xiàn)代的“意識流”表現(xiàn)手法。
　　意象的運用也顯現(xiàn)出學者小說的書卷意蘊?！峨x離原上草》中，作品還通過運用新鮮、細膩、獨特、深刻的意象，以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覺經(jīng)驗，從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詩經(jīng)》《離騷》以至古詩名篇中民族原型意象的恰當運用，上下飄搖的風箏、西西弗推石頭、《約翰·克利斯朵夫》中渡河的意象，等等。
　　就題材與內(nèi)容看，這是一部純粹的知識分子心靈史。所探討的、所追問和思考的，是有關知識分子的本質(zhì)特征、人生命運、生命存在意義、價值取向、復雜而多彩的人性，充分體現(xiàn)了作家的生命的自覺。小說并非作者的自傳，有大量的虛構成分；但作者作為一個自覺性很強的知識分子，以突出的形象鮮明地現(xiàn)身其間。讀者可以或隱或顯地看到作者對于屈原、李白、杜甫、魯迅的仰慕與追隨。“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這些先賢憂國憂民的胸次和深沉、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懷，敏于任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使作家熱血噴涌、情懷激蕩。而對于德國的大文學家、大思想家歌德的積極進取、勇往直前與主動割舍、自覺斷念的認同（這從《題詞》中引證《浪游者的夜歌》中可以看出），也使我們對于作品豐富而復雜的思想蘊涵，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可以說，作品中隨處都閃現(xiàn)著作者的鮮活身影，有時竟躍然紙上，呼之欲出。這也體現(xiàn)出教授作家的一種特質(zhì)。
　　全書散發(fā)著濃郁的書卷氣?？吹贸?，作者是在有意地加重這種氛圍。作品開篇以四頁篇幅，通過警辟的《作者寄語》和多達十幾段的經(jīng)典性的《題詞》，開宗明義，“三致意焉”。每一條都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外典籍中，經(jīng)過認真的篩選，才放在這個顯著的位置的。無疑，它們都凝結著作者的心血，承載著一己的寄托，也昭示著作品的靈魂，像呼呼作響的獵獵旌旗，像一排排路標，像一個個產(chǎn)品的標識，展現(xiàn)著指示路向的效能和畫龍點睛的作用，導引著讀者去思考、去評判、去賞析、去玩索。
　　書中大自語言結構、景色鋪陳、人物對話、詩文引述，小到書名、人名、地名，都經(jīng)過嚴格的梳理，決不草率從事。比如那年中秋時節(jié)，歐陽獨離、上官元亨、殷芳草和姬麗芹的對話中，歐陽關于“人生時期，不在年齡幾許，而在事功如何”和“回歸心之舊鄉(xiāng)，心之故土”的論述；上官關于莊禪“漫游者回歸故土”的闡發(fā)，都體現(xiàn)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即使是場面描寫、情節(jié)敘述，也都與眾不同，具見特色：
　　他（歐陽獨離）倒在床上，雙眼微閉。意識有些模糊，湖水蕩漾，小船顛簸，人身搖晃，姆媽，寄娘、竹韻……影像幢幢，你去我來、我站你立，說著什么，卻聽不見聲音……飄飄然明月仙子也裊裊而至，但模糊、搖曳、飄忽……
　　作品具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體現(xiàn)了厚重的歷史感與思想深度。這亦應屬學者小說的一種特色與優(yōu)長處。書中揭示了許多富含哲思理趣的精深見解。如關于“原罪”理念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人們一般習慣于談“性格決定命運”，這當然有它的道理和根據(jù)；可是，從書中看出，身處艱難時世，問題要復雜得多，決非“性格”二字就能簡單了結。比如，歐陽獨離書生意氣、淳樸率真、少年氣盛，這固然是致禍之由；但，相對而言，上官元亨要成熟和穩(wěn)重得多，歷練人生，老成練達，最終也同樣未能逃脫厄運。作為一個具有獨到見解、正直坦蕩的知識分子，在那個特殊的年月里，又處在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新聞界這一環(huán)境里，是很難有別個選擇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物一登場，命運幾乎就定下了。作品中對于進步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感和擔當意識，那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貞、執(zhí)著的描述，也都是深刻的。
　　真正的藝術往往是個性最獨特的感受和體驗，有著無限的內(nèi)涵，存在多種可闡釋性。這部作品，由于具有豐厚的文化蘊涵和沉重的歷史感，同樣有著廣泛的可言說性。這也是學者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
　　現(xiàn)代是一個作者與讀者相互尋找、相互選擇的時代。正是通過閱讀活動，讀者的視域與作者的視域、當下的視域與歷史的視域，實現(xiàn)了對接與融合，從而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溝通提供了條件。英國大作家王爾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寫的，一半是讀者寫的。”作品一旦面世，它就變成公眾的了，不再僅僅為作者所有，同時也為讀者所有；而讀者總是在自己所處的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現(xiàn)實的語境下接觸作品的，不可能與作者原初的意圖盡合榫鉚、完全一致。其實，讀書本身也是一種自我發(fā)現(xiàn)，是在喚醒自己本已存在但還處于沉睡狀態(tài)的思想意識。一切能夠使心靈震撼的，或者藝術審美上能夠予人以有益啟迪的，都能獲得一種心理的共鳴和內(nèi)在的呼應。諸如，這部小說中的哲學意蘊、語言特色、意象的運用、寫實與虛構、知識分子群像，以及學者小說的特點等問題，都是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的。
　　寫到這里，想起了老杜的兩句詩：“毫發(fā)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后一句，定安先生當之無愧。當然，若說“毫發(fā)無遺憾”就未必然了，作品確實還存在著諸多可以改進、可以探討的方面。魯迅說過，沒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沒有文學。有人提倡作家學者化，實際上，更應倡導作家成為思想者，因為學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覺，是學者最高的自覺。有的論者似乎把這部小說中一些理性色彩較濃的部分看作瑕疵，而我，與之相反，倒是覺得哲思理趣應該適度地強化，以充分彰顯作者自身與學者小說的特殊優(yōu)勢。再者，我以為小說中人物更應該個性化一些，人物的心理描寫也應該加強，人物的對話可以進一步體現(xiàn)社會與時代的特征。作品為人物起名字，是一種學問。這部小說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頗有時代特征與個性特點。當然，也要適度，否則，會產(chǎn)生貼標簽的負面效應。特別是，小說篇幅過長，似應作進一步的提煉。我想，假如作家換一種敘事手法，更多地采取一些西方的敘述方式，增加一些插敘、倒敘寫法，是不是會使作品更加集中、更加生動、更有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