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文學理論批評春季掃描中，既可以看到大篇幅的回顧總結性文章，也可見小巧清新不乏新意的小評論。從對長、中、短篇小說的題材形式內容的探討，到對戲劇、詩歌、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地域題材創(chuàng)作的考量，從省內到全國的作家作品，都有所涉及。我省文學期刊《鴨綠江》也在今年推出了一系列文章，紀念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這些都是這一季度值得關注的。在此，僅擇數篇，著重介紹，其余搜索篇目也多有精彩，暫不多述。

一、綜  論

　　春季總是上一年度總結述評文章發(fā)表最多的季節(jié)，我們的掃描也要對這樣一些文章有所關注。在這個春天里，對去年文學創(chuàng)作總結的文章有許多，這里我們提幾篇比較有代表性的。《面對我們時代的“難題”——2015年的長篇小說》（吳麗艷、孟繁華，《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是對2015年長篇小說整體面貌的一種解讀。文章指出，敢于面對時代的難題，是考驗一個作家文學良知和社會擔當的重要方面，而2015年的長篇小說無論在文學性還是在題材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其表現(xiàn)就是作家對當下的時代難題敢于直面書寫或正面強攻，比如陳彥的《裝臺》、東西的《篡改的命》?！镀废嗪湍苤?mdash;—2015年中篇小說評述》（賀紹俊，《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一文，從2015年“大中篇”數量居多這一現(xiàn)象分析認為，這是對中篇小說故事性追求加強的一種表現(xiàn)，例如張欣的《狐步殺》，阿來的《三只蟲草》、《蘑菇圈》。而我省作家鬼金的中篇《薄悲有時》，在這里也被提及，文章認為這篇中篇是將寫實和想象處理得很好的作品。

　　小說是明清時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代表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和明清文學的最高成就。在明清小說的發(fā)展過程中,許多作者與評說者都好以序跋的形式,對小說與歷史的關系、小說獨具的藝術作用、情節(jié)中的虛實關系,以及人物性格塑造與結構方式等方面,緊密依據文本，上升為理論認識。對此王向峰在《明清小說序跋中的理論建構》（《遼寧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一文中，廣泛搜羅了明清小說序跋材料，對其中的理論思想和實際經驗加以深入探討，并歸納出五個方面的要點。明清小說序跋與它所依據的眾多小說作品,也啟示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作者,今天仍能從中得到講好中國故事的歷史經驗。 

　　《鴨綠江》雜志從今年的第1-3期，陸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評論遼寧當代詩歌發(fā)展路向、潮流派別與代表詩人，這些文章分別是《女性審美詩境下的多元寫作——遼寧女詩人寫作現(xiàn)象解析》（李犁，《鴨綠江》2016年第1期）、《詩:從言志到言智、言技——現(xiàn)代主義在遼寧的發(fā)展和演變》（李犁，《鴨綠江》2016年第2期）、《情懷,穿透現(xiàn)實的情懷——遼寧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發(fā)展和演變》（李犁，《鴨綠江》2016年第3期）。這三篇文章深入細致地爬梳了遼寧近幾十來詩歌發(fā)展的狀況，并有重點地突出了遼寧當代詩歌的發(fā)展路徑和獨特的詩歌現(xiàn)象與詩歌特色。對整體性認識我省詩歌發(fā)展與成就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清初遼寧戰(zhàn)亂的滿族文言小說敘事研究》（華云松，《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對清初滿族小說進行了分析研究，僅有的《嘯亭雜錄》與《螢窗憶草》中的四篇涉及到清初遼寧地區(qū)戰(zhàn)亂的文言小說,都體現(xiàn)出了對內容真實性的執(zhí)著追求。這些作品不僅表現(xiàn)出了清朝宣揚的“滿漢一體觀”，而且在體現(xiàn)滿漢融合思想的基礎上，突顯了滿族的民族自豪感，且行文風格剛勁也是一種民族自信心高揚的表現(xiàn)。這篇文章對研究滿族文學的發(fā)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隨著傳播技術的進步,多媒體的高度發(fā)達，各種媒介上無處不在的文藝評價正在悄悄取代原本承擔對文藝進行定位、判斷與取舍的文藝評論，面對這樣的現(xiàn)狀，文藝評論何處去？文藝評論家何為？這樣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對此，《多媒體時代文藝評論的困境與出路》（陳秀云，《藝術廣角》2016年第2期），作者從幾個角度的分析給出了一些解答，比如話語是否民主、評論未必多元、交互性與公共性的差距、轟動效應與持久影響的悖論、在變與不變中尋找位置，作者對多媒體時代的困境有清晰的認識，對于出路也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二、作家、作品論

　　老藤作為我省知名作家，對其作品的解讀也頗多，這篇《優(yōu)美的美學追求——讀老藤的小說》（賀紹俊，《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從老藤的美學追求談起，認為其追求的是一種古典文學中的“優(yōu)雅”，而他也很好地將這一美學追求灌注到了他的文學作品中。其表現(xiàn)就是，在作品思想內涵上，追求“思無邪”，不是避世，而是綿里藏針；在藝術上追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就是講究修辭、結構，將思想性巧妙地納入到精心構思的藝術意境里。作為一個非常虔誠的文學傳統(tǒng)接力者，老藤用文學作品證明了他的價值。

　　一直在短篇小說研究方面頗有成就的張學昕，對余華的短篇小說也有源源不斷的新認識。在《人人都在什么時候才能有尊嚴?——余華的〈黃昏里的男孩〉和〈我沒有自己的名字〉》（《長城》2016年第1期）這篇文章中，張學昕認為，余華的作品有一種強大的敘事力量，從表現(xiàn)人生、存在世相的角度看，余華的敘述直指靈魂。而根據多年的跟蹤閱讀感受，他給出一個對余華創(chuàng)作的美學判斷和倫理界定，這就是余華在對存在世相進行心靈整飭之后，始終不移堅持的審美心理和姿態(tài)：內心之死。余華選擇了殘酷和絕望的敘述立場，近距離地剝離出人性中的暴力。這也正是余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一種獨特貢獻。

　　在20世紀初那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無疑是立于時代潮頭的，而在《新青年》最初發(fā)表的譯介文章中，王爾德的作品譯介量是繼易卜生之后的第二位。為何這個略帶頹廢、因同性戀罪名入獄的英國唯美主義作家，會受到肩負思想啟蒙、救亡圖存使命的《新青年》的青睞呢？在《為什么是王爾德?》（蔣書麗，《書屋》2016年第3期）一文中，作者給出了一些解釋。在當時，不僅在《新青年》，在整個中國文壇都掀起了一股“王爾德熱”，而王爾德作品正契合了五四時期中國大眾的精神訴求。首先，王爾德特立獨行的反傳統(tǒng)姿態(tài)與新文化運動諸君不謀而合，當時的中國正反對死的、無味的、機械的社會，主張人生的唯美主義建立。其次，王爾德反傳統(tǒng)的姿態(tài)還表現(xiàn)在其前衛(wèi)夸張的生活方式上，即使在英國本土也興起了熱潮，而這種信息又通過大批中國留洋生傳遞回國內。無論從個性啟蒙還是社會解放來說，王爾德無疑成為當時新文化陣營最適合的代言人。并且，戲劇也是當時社會最能夠喚起民眾關注的一種藝術形式，王爾德戲劇作品對愛情、婚姻、家庭的全新闡釋對中國受眾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成為《新青年》力推的寵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這篇探究新文化運動時期歷史選擇成因的文章，也提供了一種尋根探源，查找答案的為文方式，值得借鑒。

　　《“深刻的重復”——析〈錦瑟〉兼及格非90年代小說的敘事策略》（張立群，《文藝爭鳴》2016年第2期）格非的《錦瑟》以“深刻的重復”建構并解讀了時間與歷史,他的“重復”既包括同一作品和其不同作品之間在主題、人物、事件、技法上的重復,又因此具有了文學史的廣闊視野?！跺\瑟》所包含的“深刻的重復”不僅集中呈現(xiàn)了格非20世紀80—90年代小說的基本敘事內核,還蘊含著格非小說面向未來時的種種可能,與此同時,它對于全面認識先鋒小說在90年代的發(fā)展趨向及敘事策略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論郭沫若對兒童文學的理論思考》（喬世華，《郭沫若學刊》2016年第1期）郭沫若在五四時期、抗戰(zhàn)時期及共和國成立后等不同時期，站在兒童本位立場上對兒童文學有凝重的理論思考,他既是要以此推進人們對兒童文學的關注和建設,也希望文學能經由此恢復到純真的地步。郭沫若對兒童文學的理論思考還直接關涉到了文藝創(chuàng)作者，究竟是應該站在“自我本位”還是“讀者本位”上來寫作、如何處理表現(xiàn)自我和抵達接受者內心之間的矛盾，以及究竟是該“以艱深文淺陋”還是“以淺陋文艱深”等一系列問題。

　　為紀念我省《鴨綠江》雜志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鴨綠江》分別在第1、2、3期推出了《紀念〈鴨綠江〉雜志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 光輝歲月〈鴨綠江〉老主編、老作者回顧》系列文章，這3期的作家分別是草明、周立波、馬加。文章對這些老作家、老主編的生平，尤其是與《鴨綠江》雜志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與回顧，既是對這些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紀念和緬懷，也對《鴨綠江》的發(fā)展歷程做了形象生動的再現(xiàn)與紀念。

　　

2016年第1季度省內發(fā)表評論文章統(tǒng)計情況：（不完全統(tǒng)計）

面對我們時代的“難題”——2015年的長篇小說（吳麗艷、孟繁華）

  《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品相和能指——2015年中篇小說評述（賀紹?。?/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