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肯定不僅僅是哲學命題。文學對“欲望”的書寫也是浸透紙背，“欲望書寫”甚至成為一些作家的癖好，生生長成一片張牙舞爪的人性景觀。

　　本季度幾篇小說或充實欲望的內(nèi)涵，或透過欲望本身及其背后的驅(qū)動，揭示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于是，也都加入到這個景觀中去。其中，牛健哲的《再轉(zhuǎn)彎》、郭金龍《別動我的打火機》將人的虛榮與物欲追求符號化，側(cè)面描摹整個時代的浮躁、虛華和拜金主義，揭示了執(zhí)著于物欲失去自我而不自知的可怕生存狀態(tài)；張忠誠《煙灰缸》、張艷榮《安拉的選擇》中的金錢與罪惡、迷惘與沉淪，揭示了人在欲望的魔咒中不能自主、不能自拔，最終只能走向覆滅的深淵；李銘的筆記體小說《柳城人物》寫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故事，行文中不見焦灼、喧囂與頹廢的氣息，以樸素清朗的“民族與精神”形成對“欲望書寫”的一種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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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健哲《再轉(zhuǎn)彎》講述了“我”的一段“艷遇”，所以是寫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小說中的女人林琪曾是“我”心目中的夢幻女孩，多年后的同學聚會二人相遇，林琪已有“大有來頭的丈夫”，可大概過得并不快樂，否則不會那般“懷舊”地與寒酸的“我”靠近，主動約喝咖啡。“我”顯然覺得這從天而降的“艷遇”有些別扭。當兩人深夜被困在大廈后，“我”的不解風情與“求助無門”使得林琪變得消沉。正當我在黑暗中無奈地等待天亮時，林琪老公一個電話，十幾分鐘后大廈為林琪重燃燈火，甚至還安排好了她連夜回家的車。分手的時候，林琪再次變回了“汪太太”，在吉普車上疲累地朝我揮揮手，而“我”則“朝遠去的車揮手，直到車開出一個街區(qū)”。文章探討了欲望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欲望的膨脹和消費的異化導致倫理的失衡，進而導致人的尷尬。小說成功塑造了一個金錢世界中被抽空精神、被欲望填滿的女性形象。作家筆下的林琪既非完美無缺也不是十惡不赦，她是這個時代的衍生品，可以在每個人身上找到影子。

　　 “我”代表了眾多淹沒在都市中碌碌無為的“宅男”，他們或許才華橫溢，卻冷靜平淡地對待欲望。他們的生活穩(wěn)定平實，與一切“高檔”不沾邊。對于“我”的寒酸，文章用了諸多細節(jié)描寫，比如“地鐵口也就在眼前了，我收住腳步，心算著我要乘坐的站數(shù)和相對應的階梯票價”， “這幾個月嗎？我在給一家出版社做圖書文字校對……幾個月之前呢？之前是……另一家出版社”。小說中隱藏著“我”對“欲望”的冷漠，形成了極端的“等待”，即采取一種不采取行動的行動。 “我”對待林琪的“主動”也是一種不采取行動的狀態(tài)，盡管擁有理智卻沒有本著思維的因果邏輯而做出決定，并將“等待”作為一種“策略”。“不做任何決定，盡管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但是這確是人們經(jīng)常會不假思索做出的一個決定，不管最后結(jié)果被證明是令人滿意的，還是討厭、難堪。”

　　這篇小說雖為“艷遇”其意卻明顯不在“情欲”，作者希望揭開華美表象下潛藏著的遺憾，以反映都市中被過度膨脹的欲望所累的青年男女尷尬的生存狀態(tài)。小說結(jié)尾“我”找到了當年的讀書筆記，“開始了我最擅長的回味和想象”，準備留下一首新詩。這是否可以讓我們多少釋懷，認為“我”之前所表現(xiàn)的“厭倦感”只是源于我的“手足無措”，而非對生活缺乏欲望，隨著稍后即來的文思，“我”的欲望便流淌在一首首詩中。

　　郭金龍《別動我的打火機》諷刺了“我”的虛榮心和拜金主義，同時反映了現(xiàn)代消費社會所處的一種普遍狀態(tài)，即人的自我是自身以及自己所擁有的車子、房子、票子等一切附加的總和。美國經(jīng)濟學家、社會批評家托爾斯坦·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理論，探討了消費社會“物的力量”。他無奈地告訴我們，“我們認為我們是獨立于房子等物質(zhì)的個體，但是任何物質(zhì)之間的微妙關系使物質(zhì)對人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對物質(zhì)的影響。人想要錢僅僅是因為想要錢本身，而不是錢所能夠買到的東西，因為金錢象征的社會意義已經(jīng)超出了金錢本身。”

　　小說中“我”是個名副其實的窮人，但“我”有個身家過億性情豪爽的表弟，他能輕輕松松讓“我”擁有為數(shù)不多的富人擁有的愛物，比如一個美國“芝寶牌”打火機。這個打火機作為線索貫穿全文，既象征“我”的虛榮心，又隱喻“我”的自欺。打火機帶著魔咒控制著主人的“自我感知”。“自從我有了令人驕傲的打火機，同事看我的眼神和過去不一樣了……領導也對我客氣了，幾次飯局上，別人以為我是領導呢。”不過，事情也并非像我想的那樣。果在一次單位的飯局上問題來了，“我身邊的領導拿起打火機欣賞了一陣子，只見他把打火機放在右手的手掌心里，手掌不住的掂來掂去，然后，打火機在他的手掌上沒有規(guī)則的上下跳躍，……我心里有些不愿意，你那么大的領導，怎么那么沒深沉，喜歡這東西自己買一個，何苦拿人家的東西過癮？我心里厭煩，渾身都覺得不自在，但總不至于和領導翻臉。” 小說對“我”的虛榮和心理變化描寫細致入微，可謂行由心定，知行合一。

　　對于“我”而言，打火機是“富人”符號，我心知這“富”不屬于“我”，但只要打火機在手，“我”就有了一種做富人的錯覺，這也是“我”不讓別人碰打火機的心理動機。 “我”希望像表弟一樣獲得他人的尊重，這種欲望使“我”離“我的本質(zhì)”越走越遠，陷入一種癲狂之中，引發(fā)了一系列因打火機惹的麻煩事，呈現(xiàn)出集體性的虛榮和浮躁。雖然小說的結(jié)尾 “我”丟掉了打火機，實現(xiàn)了“自我轉(zhuǎn)變”，而人與人之間本質(zhì)關系的惡化卻是作品中一個固化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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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忠誠的《煙灰缸》則不客氣地讓欲望悲劇化了。貌似理性的有秩序的世界其實蘊藏著非理性的失控的危機，溫情的面紗被撩開，露出的是觸目驚心的罪惡與暴力。

　　城市景象與底層生活的落差是培育欲望的肥沃土壤。主人公施吉祥深知無法憑借自己的能力越過“等級的高墻”。一個不起眼的煙灰缸——被魯教授視為要帶進棺材的“無價之寶”很偶然地給了他幻想，激起了他對金錢的強烈渴望。有了錢，他可以購買高貴的穿著，可以出入豪華的場所，享受熱情的服務，得到別人的尊重，甚至遭遇愛情。魯教授的毫無戒心催化了他的欲望。當施吉祥試圖偷走煙灰缸時被魯教授發(fā)現(xiàn)了，魯教授平靜地講述了煙灰缸的來歷，煙灰缸就像他的妻子所以無價，而對于旁人它就是一塊石頭，因此希望施吉祥就此罷手。施吉祥聽說煙灰缸不值錢后動搖了，但隨即開始懷疑這是魯教授的伎倆。結(jié)尾一句“施吉祥迅捷地做出了一個擲鐵餅的動作”似一個開放式的結(jié)尾，因此留下很大的空白。作者將人性的灰暗角落放大，同時也放大了人性的搖擺不定。在人性的鏡像中終于照出我們不堪，人被欲望打敗，一步步走向覆滅的深淵。

　　張艷榮《安拉的選擇》基調(diào)是痛苦和壓抑。安拉是一個病重孩子的母親，還是另一個即將出世孩子的母親，職責幾乎窒息了她的生命。為了給孩子治病，她和丈夫想盡辦法，可僅存的希望竟是“放棄”。要想讓孩子有機會活下去，安拉就要偷偷摸摸把她送到嬰兒島，她雖不再是孩子的母親，而至少孩子能“逃個活命”，可安拉依舊無法擺脫心靈上深深的自責。母親最終也沒能把孩子送走，只聽到字里行間嘶吼一般的風聲、哭聲、心聲，去嬰兒島短短的路程變得寸步難行……醫(yī)院催要住院費的時候，金錢在此時是生的希望，不是欲望而是需求。小說中“疼痛——無力感”這一情緒是潛在的敘事線索，使我們看到苦難的力量如此強大，強大到隨時會超過人的承受極限。作者似乎也無法給安拉和孫成找到更好的出路，只好讓他們走向瘋癲，為這無望的圖景增添一些荒誕與虛無。小說的尾聲，安拉時而入夢，通過極度夸張借用“荒誕敘事”，將現(xiàn)實與非現(xiàn)實糅合在一起，寓嚴肅于荒誕，使作品更有張力。“安拉做了一個永不醒來的夢，夢做到最后，安拉做出了出乎意料的選擇。孫成和孩子壓根就沒在他的生命中出現(xiàn)……她兩手空空，心里空空，輕盈的像只蝴蝶，閃動著翅膀，飛出了黑暗。她夢見了初戀情人，那年她才十八歲，他也十八歲，他們手挽著手在田埂上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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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再轉(zhuǎn)彎》的欲望都市，穿過《煙灰缸》的罪惡之城，李銘的新筆記體小說《柳姑娘》《慢先生》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他以一種“尋根”的姿態(tài)，繞開對欲望膨脹“扁平”的指責，著力于關注民族的精神和命運，為現(xiàn)代的危機尋求出路。

　　就形式而言，新筆記小說是古代筆記小說的現(xiàn)代延續(xù)，它不僅承繼了傳統(tǒng)，而且使傳統(tǒng)的小說樣式獲得了新的生命和光彩，因此兼有了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的雙重特征。小說以抗日戰(zhàn)爭為背景，作者沒有哀呼歲月的艱苦，反倒抓住了柳姑娘的血性，慢先生的剛正，承繼了古代筆記小說的文學精神和藝術旨趣，體現(xiàn)出鮮明的傳統(tǒng)性特征，讓“欲望書寫”變得飽滿而有力，完成了最理想的詮釋。

　　作品雖非講述當下，但卻足以引發(fā)我們的反思?！吨卮笕松鷨⑹句洝分杏羞@樣一段話：“這是極為特殊的歷史轉(zhuǎn)折期，物質(zhì)文明發(fā)展到這一步注定了精神（信仰）的缺失，靈魂空虛、物欲橫流，人們的精神墮入虛無主義，只能沉浸在金錢物質(zhì)欲望和肉體感官刺激中，有各種不安和痛苦。多少年輕人也失去了純真的理想和純美的愛情。這絕不僅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的悲劇，而是任何一種生命在文明發(fā)展進程中注定的悲哀。”

　　“欲望書寫”提出了對城市與鄉(xiāng)土、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歷史與倫理等價值范疇的觀照。 “欲望書寫”與“尋根話語”是解決現(xiàn)代精神危機的一個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