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文學批評被指責存在種種弊端，批評的有效性問題、批評的現實性問題以及批評的態(tài)度、批評的尊嚴，抑或涉及到酷評、友情化批評、蜻蜓點水式批評等等，凡此種種，其實都指向批評之隔。批評之隔之普遍性存在，和批評主體關系密切。我們發(fā)現，從批評的同情的角度分析批評之隔，不僅能夠切中問題之要害，而且對建構文學批評的生態(tài)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柏格森認為“美在同情”，他說：“藝術家借助某種同情，將自己重新放置在對象之中，他憑借直覺的努力，打破空間在他與模特之間設置的障礙，就是要重新獲得這種意向”。作家在同情中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宗白華認為：“藝術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郭沫若 “尋出深厚的同情”“便造出一種不能自已的表現。”嚴歌苓也于今日發(fā)表創(chuàng)作談說，作家最好要有同情的耳朵。同情，成為作家進入對象世界最重要的審美態(tài)度。作家在同情中創(chuàng)作，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家也同樣應該以同情進入到作家與文本世界才能進行有效的批評。“批評的同情”，對于批評主體來說不僅應該成為審美自覺，也應該成為一種內在的品格。
　　何謂批評的同情？我們可以借用柏格森的話來說明：批評家借助某種同情，將自己重新放置在對象之中，他憑借直覺的努力與理性的判斷，打破空間在他與對象之間設置的障礙，獲得文本意義的生成。
　　批評的同情，既是一種審美直覺，也是一種理性判斷。怎樣才能做到批評的同情進行不隔之有效批評？從三個層面切入文本對象，即環(huán)境、語境與心境。我們可以從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發(fā)現其真意：“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fā)。故其所處之環(huán)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寅恪雖然是針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對象提出“了解之同情”，其實對于我們進行文學批評依然具有可行性與有效性。著書之環(huán)境、表達之語境、不得不之心境，批評主體以“同情”進入其中，與作家“處于同一境界”，才能了解作家與時代之關系、作家與文本之關系、作家與對象主體之關系。“以同情的了解給予新的評價”（宗白華），獲得文本意義的再生成與再創(chuàng)造。
　　批評的同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情是對話和交流的基礎。只有同情，才能使真正的理解成為可能，才能使主體間性的實現成為可能。郭沫若說，批評應當是“一種淵深的同情”，這是他針對1930年代批評界有感而發(fā)從而升華為對批評態(tài)度的一種高度自覺并富含理性的深刻認識，也是從批評主體與創(chuàng)作主體關系的角度對文藝批評的一種理解。郭沫若認為，批評家“總當抱著博大的愛情以對待被批評者，或其他的對象，不存當一個唯我獨醒的成見拒絕人于千里之外，至于隱姓匿名，含沙射影之舉，更表示得自己卑怯了。這更可以不必。批評如果出于同情，出于對于人的愛意，即使辭意俊嚴，形近攻擊，但也可以問心無愧”。顯然，當時的評論界存在嚴重的棒殺現象，所以郭沫若適時提出“淵深的同情”。“同情”是郭沫若對批評主體的一個基本要求，其涉及到批評主體的胸懷和批評的態(tài)度。同情是對創(chuàng)造勞動的尊重，對創(chuàng)作人格的尊重。它能喚醒沉睡的生命并點燃生命，調動批評主體的審美自覺、促進主體間性的創(chuàng)生。
　　但是，我們對批評的同情必須進行辨證思考，同情“不是我們對我們自己，對我們思索的和感覺的平庸流下同情的淚水”之媚俗（米蘭·昆德拉），同情不是穿鑿附會之誤讀，不是消泯審美距離之“友情化”批評。
　　批評的同情不是批評的友情化，前者是一種批評程序，批評姿態(tài)，也是批評方法，而后者是一種捧場的批評傾向。成仿吾也寫過一篇《批評與同情》的文章，闡述了同情的重要性，“理想的批評家”對于作者或文本“非抱有強烈的同情不可，因為文學是感情的產物，若是批評家對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沒有同情，那便不論作品如何優(yōu)秀，在這樣的批評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變成丑的，作者的觀念情緒便無從感觸得到了。”成仿吾雖然是針對當時的“求疵”批評家而提出的“同情說”，但是，如果我們用成仿吾的觀念審視當下的文學批評的話，仍然感覺到其中的合理性。一些批評家顯然是用一種非“同情”的姿態(tài)和預設的“反感”對待作家和作品，所以不能理性地從文本中發(fā)現“美”，只能導向對文本“丑”的批判。“同情”是對創(chuàng)作主體的一種尊重，是批評者進入對象的一個心理情態(tài)，所以它和批評的友情化不同。如果說，批評的批判化是預設的“反感”，那么，批評的友情化則是預設的“好感”，走的是和批判化完全相反的路子，無論對象本身如何，都會因為預設的好感而導向所謂的“美”，有時甚至會以丑為美。因而友情化的批評并不是一種“同情”，同情是一個范疇，是一種批評秩序，友情化是不符合批評秩序的。
　　建立在同情基礎上的文學批評是真正的具有現代性的批評。同情是對話的基礎，以同情進入環(huán)境、語境與心境，批評者才能真正進入時代、進入文本和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靈世界。只有批評的同情與同情的批評才最接近批評的本體。我們理想的文學批評是對創(chuàng)作主體的同情，對交往與對話的渴望，對批評規(guī)范的尊重，對和諧批評秩序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