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2季度遼寧文學理論批評文章，涉及主題廣泛，話題眾多，研究范圍跨度大，從上世紀初的作家作品研究，到當下時代文學發(fā)展出現(xiàn)的新特點；從綜論研究到具體作品分析，無所不包，且不乏精彩文章，表現(xiàn)出遼寧文學理論批評的開闊視域與理論功力。
  　　2012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70周年，在5月份，各大報刊相繼推出紀念文章，回顧、梳理、反思性文章尤多?！?ldquo;重寫文學史”視域中的〈講話〉——以幾部新的文學史著述為例》（周景雷、胡冠男，《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這篇評論以幾部重要的文學史著作為例，從新文學“史學”發(fā)展的角度，通過著述中涉及到的與《講話》內容相關涉的兩個主要問題，即適用性和文學主體兩個節(jié)點，來分析、介紹重寫文學史視域中對《講話》的闡釋，從而力圖挖掘《講話》發(fā)表70年來，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流變所產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文藝的方向與源泉》（王向峰，《中國圖書評論》2012第6期），文章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綱領性文件，一直在指引著中國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前進方向，時至今日，其理論的總體性仍不減真理性的光輝，對實現(xiàn)當下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戰(zhàn)略目標，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其指出的方向是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生活的源泉是創(chuàng)作的起點。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東北解放區(qū)文論——基于《文學戰(zhàn)線》的闡釋（高翔，《遼寧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作者結合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藝評論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分析了《講話》精神在東北地區(qū)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文論建構與實踐,使淪陷時期的文論語境被消解,以政治立論的一元理論格局形成,東北文論家自覺地將自身創(chuàng)作事業(yè)與政治合為一體,政治文化成為文論確證自身價值的關鍵性標尺；但又表現(xiàn)出某種獨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學自身規(guī)律的品味，例如胥樹人的《關于文藝上的經驗主義》，舒群的《無敵三勇士》等，從《文學戰(zhàn)線》編者們的創(chuàng)作批評取向上看，既體現(xiàn)出了對《講話》精神的領會與實踐，也呈現(xiàn)出那個時代創(chuàng)作批評理論與文學價值觀的鮮明特色。
　　《人民主體性：黨的文藝思想的歷史演進》（吳玉杰，《遼寧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人民作為創(chuàng)造主體、表現(xiàn)主體與接受主體是人民主體性的三個維度,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到《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主體性思想貫穿始終。人民主體性是黨的文藝思想的核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主體性顯示出以人為本的精神向度。人民主體性思想經過歷史的檢驗,被證明是黨領導文藝的正確思想；而且這70年間,人民主體性思想與時俱進,在歷史的演進中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逐漸成為具有時代性的話語表征。        
　　《學術的“通途”與“小路”——當下中國學術體制批判》（孟繁華，《文藝爭鳴》2012年第4期）分析了當下中國學術體制遭受詬病的現(xiàn)象及其成因。當代中國學者，被“知識規(guī)劃”所挾制、所規(guī)約，既對之反感，卻也不得不對之低頭就范，既是其受害者，也是其中的參與者與推動者。中國學術的生產方式、評價體制中所體現(xiàn)出的中國學術體制的弊端，也是當代沒能出現(xiàn)學術大師、文學巨匠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真正的學者在如此學術困境中，遵循學術邏輯，堅守學術自主性，另辟學術的“小路”，并對當下學術體制進行了批判。然而在當下，這種批判聲音往往為世俗聲浪所湮滅，而難以遠播。
　　《圖像時代的文學功能》（劉巍，《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一文，對于圖像時代的文學功能進行了追問式的探究與分析。作者認為，圖像是藝術形式本身，也是傳播形式之一種，但當下圖像時代中，圖像對于文學功能的沖擊力度尤其巨大；文學功能是被引導與建構的，在當下，文學功能所出現(xiàn)的異質性是時代發(fā)展的結果，我們應該有勇氣去承認、挖掘并強調文學功能在當下的這種異質性；在圖像時代，文學功能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切身功利的教育功能，鉤沉本質的認知功能，操控圖像的審美功能。作者認為，圖像的沖擊不是文學黯淡的因由，而應該成為文學擔當使命的契機。
  　　《蘇童的“小說地理”》（張學昕，《當代文壇》2012年第3期）, 這篇文章文從“小說地理”的敘事層面,分析、闡釋蘇童小說寫作的“人文地理”、“敘事地理”,作者認為,在一定意義上,一個作家所選擇的地緣背景和地理圖標,一定也是他精神、心理坐標的有機構成,他在文本中想要或已經實現(xiàn)的藝術沖動,在這里生發(fā)、彌漫開來。無疑,這其中的人文意義和審美路徑,決定了“這一個”作家蘇童的文化氣象和敘述風貌。     
　　《讓人心服口服的敘述——讀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賀紹俊，《遼寧日報》2012年5月11日），李春雷的報告文學《幸福是什么》，撰寫的是新時代雷鋒精神傳承者郭明義的事跡。作者認為，這部報告文學作品，建立在詳實的資料掌握和長期跟蹤采訪基礎上，擺脫了浮泛的形式宣傳的弊端，從郭明義的日常行動中，體現(xiàn)其崇高真實的精神世界。以一種完全忠實于采訪的過程敘述方式，非?？陀^地講述了他在采訪中的所見所聞所思——而非采摘素材轉而用小說敘事的方式，這種敘述方式更像講故事，也許會增加可讀性，但無疑會傷害報告文學的現(xiàn)場感和親歷性——從而更讓人心服口服。
　　《民族根性與當代文化選擇——20世紀90年代周銳與張嘉驊童話文化內涵比較研究》（馬力，《陰山學刊》2012年第3期）是一篇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比較研究，作者認為大陸的周銳與臺灣的張嘉驊在20世紀90年代的童話創(chuàng)作，從選材到對題材的處理方式,都具有中西兼?zhèn)涞奶攸c,都表現(xiàn)出共同的民族根性。但兩者的創(chuàng)作視角不同,對中西文化取舍的側重點不同,從中表現(xiàn)出的各自文化立場也不同。它取決于兩位作家不同的知識結構。而不同的知識結構的形成又與作家所處的地域性文化氛圍與從幼年時代培養(yǎng)起來的興趣愛好緊密相關。
　　《讀詩札記（二題）》（寧珍志，《海燕》2012年第4期）是對兩位青年詩人楊晶、李博詩歌創(chuàng)作的閱讀品鑒。作者認為楊晶詩歌具有一種青春向度，其詩集《遙遠》“既有詩意的表達，又有人性的理解”，呈現(xiàn)出一種“女性心魄與青春騖遠，悵惘憂傷與感懷往事”，詩人所處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青春期”，正是創(chuàng)作走向成熟的必然過程。李博的詩集《海鷗》體現(xiàn)出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特性，即“不是振聾發(fā)聵的高亢激憤型，他只是一已的聲音，小中見大，平中寓奇”，執(zhí)著于故土親情、平凡生活與內心世界。
　　《舉步程高日壘新——評〈遙遠的鄉(xiāng)音〉》（王向峰，《海燕》2012年第6期）是一篇作品集評論，《遙遠的鄉(xiāng)音》為王秀杰的散文作品集。作者認為該作品集體現(xiàn)了王秀杰“過去一貫堅持的自然生態(tài)主題的寫作”，“生態(tài)文學的特點十分突出”，認為其散文“既可作為文化散文來讀，又可以作為專業(yè)知識的文章來讀”。
　　《京派文學對西方“意識流”的接受與運用》（許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意識流”是京派文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對西方“意識流”的接受與運用體現(xiàn)了京派與西方現(xiàn)代文藝思潮之間的緊密關系,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通過大量非理性、非邏輯的內心獨白,比較成功地寫出了人物的潛意識；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對空間場景進行了無序而大幅度地調度與切換,有效地運用了“意識流”的主要技巧——時空蒙太奇。兩部小說在“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上形成互補,共同代表了京派意識流小說的成就。朱光潛“靜穆”觀念中對直覺、頓悟等文藝心理因素的強調,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中對轉瞬即逝的感覺、感官綜合的重視,彰顯了京派文藝審美觀念與西方“意識流”理論的相通性,并推動了“意識流”在中國文壇的傳播與發(fā)展。
　　《疼痛怨怒悲喜 終歸波瀾不驚》（李厘，《文藝報》2012年6月13日）是對老藤的新作《波瀾不驚》的短評，作者認為老藤以老到詼諧之筆講述了一個信訪辦的故事，管上訪的人轉而變成了上訪者，只是表層的東西，所謂波瀾不驚，不驚的只是表層，在隨處可見端倪的表層下面都是波瀾。
　　《范龍彪的小說追求》（馬秋芬，《鴨綠江·下半月版》2012年第6期）分析范龍彪小說創(chuàng)作的特點，認為其題材一是以房地產行業(yè)為背景的官、商、民間復雜關系的小說，另一類為表現(xiàn)小人物人生際遇的鄉(xiāng)村生活圖景。其創(chuàng)作風格樸素，文風自然流暢，人物描寫入情入理，分寸把握得當。并對其今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充滿期待。
　　《在堅守中探尋東北文化精神——曉寒長篇小說〈絕石〉》（趙慧平，《文藝報》2012年6月6日），遼寧作家曉寒的長篇小說《絕石》，從遼硯這一中心題材出發(fā)，以歷史沿革和人物情感糾葛，抒寫出了濃郁的東北文化精神，不論是思想方式、情感方式，還是行為方式，在當代東北文學創(chuàng)作中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意義。其敘述語言帶有東北方言特色詞匯、思維邏輯、語體風格等，讀來通俗而雅正。小說作者借作品弘揚了一種東北人的文化精神，表達出了一代人深沉的文化情結。
　　《遼寧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期的文學批評——以穆儒丐為中心》（馮靜，《名作欣賞》2012年第11期），在遼寧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期,除了大量小說、詩歌涌現(xiàn)之外,文學批評的文章也越來越多,很多評論家寫作之余針對當時的文學現(xiàn)象、創(chuàng)作心得,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下的新舊交鋒等等展開討論與批評,不乏一些有真知灼見的評論文章。其中以穆儒丐發(fā)表得最多,很多已經涉及到文學理論的高度。穆儒丐在上世紀20年代，是在《盛京日報》文藝副刊“神皋雜俎”上發(fā)表文學評論的代表人物，作為編輯和作家,他的大量批評見地深入淺出,對讀者和作者都具有指導意義，在遼寧現(xiàn)代文學評論發(fā)生期，探討了許多關于文學特質與作用的話題。    
 
 
 
2012年4、5、6月份發(fā)表情況（不完全統(tǒng)計）33篇：
《學術的“通途”與“小路”——當下中國學術體制批判》（孟繁華，《文藝爭鳴》2012年第4期）
《讀詩札記（二題）》（寧珍志，《海燕》2012年第4期）
《天空和大地之間，小小的永恒的詩思——寧明詩集〈當谷穗走過深 秋〉隨感》（邢海珍，《海燕》2012年第4期）
《讓人心服口服的敘述——讀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賀紹俊，《遼寧日報》2012年5月11日）
《重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林建法，《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重寫文學史”視域中的〈講話〉》（周景雷、胡冠男，《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人間信息的生命解碼》（張學昕，《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真實與虛偽的悖論——談余華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真實論》（趙凌河，《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圖像時代的文學功能》（劉巍，《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3期）
《“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評關仁山的小說創(chuàng)作》（孟繁華，  《小說評論》2012年第3期）
《蘇童的“小說地理”》（張學昕，《當代文壇》2012年第3期）
《蘇童小說與江南地域文化》（梁海， 《當代文壇》2012年第3期）
《無處逃遁的歷史幽靈——讀蘇童的長篇小說〈河岸〉》（王妍，《當代文壇》2012年第3期）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東北解放區(qū)文論——基于《文學戰(zhàn)線》的闡釋（高翔，《遼寧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人民主體性：黨的文藝思想的歷史演進》（吳玉杰，《遼寧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民族根性與當代文化選擇——20世紀90年代周銳與張嘉驊童話文化內涵比較研究》（馬力，《陰山學刊》2012年第3期）
《誰曾逃過這溫暖的蒼涼——談遲子建小說的死亡書寫》（劉巍、郝丹，《職大學報》2012年第3期）
《京派文學對西方“意識流”的接受與運用》（許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喧囂時代的“懺悔錄”——評〈回鹿山〉》（賀紹俊，《光明日報》2012年5月22日）
《人民文藝的航標和燈塔》（周景雷，《遼寧日報》2012年5月23日）
《冰心早期小說中的兒童敘述類型》（李佳，《文學界》2012年第5期）
《從1985年觀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郭君，《安徽文學》（下半月）2012年第5期）
《論〈故事新編〉的孤獨感受》（王吉鵬、李思思，《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二十一世紀先鋒文學的轉型與發(fā)展》（王琮，《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2年第5期）
《舉步程高日壘新——評〈遙遠的鄉(xiāng)音〉》（王向峰，《海燕》2012年第6期）
《以小見大，于平淡中見深刻——讀〈波瀾不驚〉隨想》（畢曄， 《海燕》2012年第6期）
《疼痛怨怒悲喜 終歸波瀾不驚》（李厘，《文藝報》2012年6月13日）
《范龍彪的小說追求》（馬秋芬，《鴨綠江》2012年第6期（下半月版））
《鄉(xiāng)村文明的變異與“50后”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孟繁華，《文藝研究》2012年第6期）
《在堅守中探尋東北文化精神——曉寒長篇小說〈絕石〉》（趙慧平，《文藝報》2012年6月6日）
《文藝的方向與源泉》（王向峰，《中國圖書評論》2012第6期）
《從周樹人到魯迅:文學證據(jù)的連續(xù)性》（周衫著、由元譯，《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遼寧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期的文學批評——以穆儒丐為中心》（馮靜，《名作欣賞》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