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文學之路，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構造過程：我們的時代無時無刻不在選擇著文學，而我們的文學也在不斷地選擇著自己在時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自身對時代最敏感問題的認知與回應；這是一種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學就不會真正繁盛；這種選擇越是多樣而自由，文學就能不斷煥發(fā)出活力和無限的可能。當然，這是就總體趨勢而言的，文學史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簡單歸納模式可以窮盡。60多年來的文學歷程，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經(jīng)驗或教訓，其內(nèi)涵是豐富而深刻的。因此，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隨之產(chǎn)生：每一個時代，文學在怎樣選擇？而這種選擇的得與失該如何判斷？
　　　　　　　　　　　　　　　　　　　　　　　　　一
　　十七年時期強調(diào)文藝的工農(nóng)兵方向，強調(diào)文藝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在文藝與政治，文藝與表現(xiàn)對象及題材范疇的關系上，都有嚴格的限定。這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生成原因。這在當時幾乎是惟一的選擇——寫什么和怎樣寫，哪些作家受歡迎，哪些作家不受歡迎，都有一定之規(guī)，任何離開這一選擇的旁逸斜出，都會遭到批判。所以，我還是贊同胡喬木說過的：長期實踐證明，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關于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的第一標準的提法，關于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chǎn)生的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對于建國以來文藝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不利的影響。
　　但我同時想探究的是，作家們固然有如戴著鐐銬的跳舞，雖然知道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上選擇余地很小，但還有沒有一定的選擇空隙呢？藝術還有沒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當然有。不少作家受新生活的促動，探索和尋找到藝術地表現(xiàn)生活的某種方式，仍然能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力和創(chuàng)作個性發(fā)射到極為可觀的高度，有的作品至今放射著奪目的精神之光，不能不令人驚嘆。我可以開列出一個包括《青春之歌》《紅旗譜》《紅巖》《創(chuàng)業(yè)史》《保衛(wèi)延安》《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艷陽天》《艾青的詩》《復仇的火焰》《賀敬之的詩》《李自成》等等在內(nèi)的長長的、豪華的名單，我認為它們雖然充滿內(nèi)在矛盾，有的有明顯硬傷，有的局限性突出，但大體上在時間的河流中挺立住了。這是怎樣的悖論和奇觀??！這樣一些文學與當時的時代精神是什么關系？它們到底選擇了什么才站住了腳？
不　　難看出，這些作品中絕大多數(shù)都與當時的主流精神和階級意志相吻合。在那個戰(zhàn)歌與頌歌交響，理想與激情交匯，且不無烏托邦色彩，常常以光明——黑暗；英雄——敵人的二極對位面貌出現(xiàn)的時代，人們崇拜英雄，呼喚英雄，于是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階級的政治所需要的英雄形象。他們不再是古典文學中的才子佳人，也不再是像阿Q、閏土、祥林嫂一類的被侮辱被損害的愚弱的“國民”，而是翻身做了主人的自為的農(nóng)民(朱老忠，梁生寶，肖長春)、在戰(zhàn)爭年代涌現(xiàn)出來的戰(zhàn)斗英雄(楊子榮、李向陽、周大勇，少劍波等)、走與工農(nóng)兵相結合道路得到嘉許的革命知識分子(如林道靜，周柄，江姐等)。這些形象既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形象，也是時代需要的精神象征。只有這些形象才能與那個時代的主導精神相呼應。他們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那個時代能給出的理想。于是，盡管這些形象和整部作品都有時代的局限和被過濾后的單一性，但作家為之創(chuàng)作的精神仍是難能可貴的，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不受外在意志左右的情景。柳青為了寫《創(chuàng)業(yè)史》，辭去官職，曾在長安縣皇甫村落戶達14年之久，長期地深入生活。這種精神在整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也不多見。從歷史的角度判斷，那一時期的作品受當時政治的影響巨大，其真實性受到限定甚至扭曲，但是，由于真正熟悉了生活，而生活有自凈能力，生活性會無形中抑制觀念化，這是一些作品中創(chuàng)造的人物形象至今還能深深地打動人心的秘密，他們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特別是底層民眾翻身做主人之后的靈魂的寫照和其精神價值得到肯定的證明。比如《創(chuàng)業(yè)史》，怎樣評價互助合作化運動更多的是歷史家的事，作為文學，你卻無法否認梁三老漢，姚士杰，素芳，王二直杠們的生命存在?！肚啻褐琛吩谀莻€時代的卓然而起，并不偶然，乃是因為它來自那個時代的左翼思想傳統(tǒng)和知識分子摸索前行的實踐，它甚至稍稍超越了時代，于是林道靜的激情、理想和行動感染了那時的一代青年。
　　所以，我認為，文學史現(xiàn)象總是復雜的和纏繞的，現(xiàn)實主義生命力的奧秘也同樣復雜，相形之下，我們曾經(jīng)做出的判斷往往過于簡單。當時一些政治意識很強的、惟寫工農(nóng)兵和惟以滿足無產(chǎn)階級政治需要為指歸的宏大敘事，其中一小部分成為了今天所謂紅色經(jīng)典，在今天依然擁有一定的生命力，仍然活著，有一些還成為改編者的豐厚資源。對此該怎么看？這不禁使我思索：當時的“政治視角”對藝術來說，是否具有既限制了又無意中成全了作品的藝術生命的兩面性？(新時期以來，“政治視角”幾乎一度被作家們忽略或遠離，事實上，政治是社會的焦點所在，要揭示一個時代的本質(zhì)，不觸及政治常常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單純地表現(xiàn)為國家制度、政黨存在，在本質(zhì)意義上它是一種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當時確有不顧作家的風格、基因、個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趕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的過激做法，但這做法的不妥并不能改變“生活是創(chuàng)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實證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學創(chuàng)新的根本性前提。當時把作家的生活體驗性和親歷性強調(diào)到了極端也是片面的，有形而上學成分。但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時，“逼”出了大量真實鮮活的細節(jié)？以《艷陽天》為例，浩然既有俯就政治觀念的一面，同時又有堅持畫出靈魂的一面，他筆下的人在當時尚未從“人化”走向“神化”或“鬼化”，《艷陽天》之所以至今藏著動人的光彩，奧秘乃在作家寫出了許多華北平原農(nóng)村的活人。從整體上看，《艷陽天》是一部具有相當認識價值，也不乏藝術價值的宏大建筑。從主要方面看，它是我們曾經(jīng)那樣生活過的形象歷史；同樣，政治觀念鉗制過它，生硬的觀念偷偷混進人物的血液，但是，正像我們的生命曾被“鉗制”，我們的血液里也混進過悖謬觀念一樣。后來，浩然的“戰(zhàn)歌階段”延續(xù)到“文革”，就向惡性發(fā)展了，終至出現(xiàn)了偽現(xiàn)實主義和偽浪漫主義作品。
　　當然，我們要特別珍視的還是那些在封閉的政治文化氛圍中堅持了現(xiàn)實主義精神，具有勇氣和膽識的，努力維護文學的自由審美品格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在當時是稀少的，珍貴的，它們對現(xiàn)實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的命運密切關注，對人的生存境遇密切關注，對民族靈魂密切關注，對社會問題頗為敏感，為此它能夠勇敢的面對，真實大膽的抒寫，以至發(fā)出了懷疑和批判的聲音。比如在十七年文學中，左傾思潮確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于是被認為這個時期的作家的主體意識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沒有。然而，這并非事情的全部?，F(xiàn)在看來，主體意識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著，且無時無刻不在尋求著突圍。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視的，配合式的創(chuàng)作，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的創(chuàng)作，堅持直面地，大膽地寫出真實，塑造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物。無論是所謂寫家務事兒女情的思潮，寫中間人物的思潮，還是所謂“現(xiàn)實主義深化論”，都是作家們對當時惟政治化，惟階級化，非人性化的一次次的叛逆。由于一些作家堅持了現(xiàn)實主義精神和審美的立場，于是對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會逸出“政治”(時代)的堤壩，無意中與“時代”抗辯，達成了某種超越性。這些堅守和努力，僅從當年《人民文學》發(fā)表的作品來看，就有《洼地上的戰(zhàn)役》(路翎)、《我們夫婦之間》(蕭也牧)、《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王蒙)、《改選》(李國文)、《紅豆》(宗璞)等等，它們都有突出的、鮮明的逆向思維的特點。
　　這種具有主體性的，向著真正現(xiàn)實主義靠攏的聲音，在當時的理論批評方面同樣突出存在?！度嗣裎膶W》1956年5月號，發(fā)表了秦兆陽的《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使用筆名何直)一文，立即引發(fā)了對現(xiàn)實主義的爭論。該文的中心議題是維護原初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強調(diào)現(xiàn)實主義文學有自身的尺度、法則，不應該受一些外在附加值的限制和箝制。他說“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政治宣傳的任務，只滿足于一些在當時能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fā)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他還尖銳地指出，“如果認為‘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里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么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只是作家腦子里的一種抽象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種抽象的觀念”。
　　這些話在今天看來是普通，但在當時卻是直指問題實質(zhì)的驚人之論，是說得很深刻到位的，需要極大勇氣的啊。此觀點立即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最終作者被打成右派。我們知道，在那之前，就有過胡風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的現(xiàn)實主義；在1956年這同一年，又有過巴人的《論人情》。這是一篇以雜文樣式發(fā)表，卻從根本上對“階級性”提出質(zhì)疑，大膽呼喚人情味，實際是呼喚人性回歸的重要文章，它力圖回歸和擴充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內(nèi)涵和人性人道的深度。他公然——在當時只能被認為是公然說，“人有階級的特性，但還有人類的本性。”他還公然把階級性與人性扭在一起：“無產(chǎn)階級主張階級斗爭也為解放全人類，所以階級斗爭了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爭。文藝”必須有人人相通的東西做基礎。而這個基礎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本來所謂階級性，那是人類本性的自我異化“，他干脆認為，”當前文藝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說，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應的東西，即缺乏了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左一個人類本性，右一個人道主義，甚至認為當時天天講的階級性，竟是人類本性的自我異化，這簡直大逆不道，怎能不引來猛烈的批判和聲討呢？現(xiàn)在看來，巴人的觀點雖不系統(tǒng)，卻觸碰到了問題的根本性，真理性。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則以極大的理論勇氣，通過有說服力的例證，縝密的思辯，描繪了深化的現(xiàn)實主義應有的境界，發(fā)人深省。所以，我們今天有必要重估現(xiàn)實主義的堅守者們，同時看到，現(xiàn)實主義一直潛在地發(fā)展著。
　　文革十年是瘋狂運動的十年，是樣板戲獨唱的十年，也是文學藝術空白的十年。這個時代的作家們大都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被改造，被批斗，有些被迫害致死。作家們沒有了寫作的權利和自由，但是，令人驚嘆的是，許多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證明，他們?nèi)匀辉谶x擇文學，而且比起十七年時期更為深沉清醒。這是一種潛在的，地下狀態(tài)的選擇。他們不僅認清了更多的社會真相，而且對自身也有了真切的反思。沒有這個特殊時代的選擇，就不可能出現(xiàn)后來的天安門詩抄中的詩歌，就不可能出現(xiàn)七十年代末的朦朧詩派，就不可能出現(xiàn)巴金的說真話精神，張賢亮的對人性在面對政治性時的嚴峻思考，也不可能出現(xiàn)后來的人性、人道主義的大討論。這是一個能量的蓄積期，也是春雷爆響前的預備期。
　　　　　　　　　　　　　　　　　　　　　　　　　二
　　正是從那樣一種沉重的背景下走出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開始控訴文革的倒行逆施。開始了文學的撥亂反正，展開了一場新啟蒙。這種選擇，不僅是作家們對人性、對存在、對荒謬現(xiàn)實的自覺思考，也是中國即將迎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時代的前奏。文學，特別是詩歌，仍是時代的號角，成為了當時的文學先鋒。在朦朧詩大規(guī)模上陣之前，已經(jīng)有了濤聲陣陣的天安門詩抄，在政治氣氛甫一開放之際，像嘩啦一聲拉開閘門，闖出來那么多的詩人和作家，他們發(fā)出了憤怒與吶喊，作出了他們對前一時代的判斷，也顯示了他們的文學選擇。
　　八十年代，是作家詩人們最為亢奮的時期。那個時期被稱為文學的時代，也被稱為理想的時代。人人都在思考，人人都想發(fā)出聲音，文學事件此起彼伏，浪濤迭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開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1978年前后，《班主任》《傷痕》等一大批小說發(fā)表，《文藝報》等報刊為其吶喊助威，開啟了對前一個時代的深刻反思潮。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會，鄧小平的《祝詞》具有綱領性，從此，文藝的性質(zhì)和方向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之后，朦朧詩大規(guī)模崛起，中篇小說異軍突起。文學開始漸漸地從對政治的批判走向?qū)θ说恼麄€主題的解讀。這是文學的啟蒙精神所在。這種精神與政治的撥亂反正以及思想解放運動，在相當長時間保持了同步共進的關系；文學以恢復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為核心，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萌動，重新成為時代的代言人，文學反對瞞和騙，呼喚真實、大膽、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寫出它的血和肉。
　　與此相輔，進入80年代中后期，西方現(xiàn)代哲學和文學被大量譯介進來，現(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碰撞激蕩，使現(xiàn)實主義的獨尊地位有所動搖，出現(xiàn)了多元發(fā)展的新局面。尋根小說、現(xiàn)代主義、口語詩、先鋒小說、新生代寫作、意識流，魔幻現(xiàn)實主義等詞匯在評論中被大量使用，人們試圖對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文學現(xiàn)象進行歸納感到很難。文學從過去的“寫什么”開始轉換為“怎么寫”。也就是說，這些喧嘩一時的文學實驗使文學從原來的泛社會化角色進入了思考文學自身的狀態(tài)。文學強烈地要求自由，無論是內(nèi)容和形式，這叫回到文學本位。在詩歌界，從朦朧詩到口語詩，不僅拋棄精英主義立場，要求回到平凡和日常中，而且拋棄了傳統(tǒng)詩歌形式中的韻律，要求回到語言本身。在小說界，作家拒絕傳統(tǒng)的以直白的形式忠于現(xiàn)實的寫實主義，模仿和創(chuàng)造了種種變形的主觀化的現(xiàn)代主義的真實，以此來表現(xiàn)存在與荒謬，揭示存在的本質(zhì)；內(nèi)容上也以更為日常化世俗化的人作為表現(xiàn)的對象，從外部的行為描寫進入內(nèi)心的直接描述；在語言上，尋求各式各樣的新奇的寫法，誰寫得新，誰就被關注，被簇擁，仿佛一個氣氛熱烈的語言運動會；在故事情節(jié)上，作家們一反常態(tài)，淡化故事以至不要故事；在敘述視角上，多種手法并用，使人目不暇接；在寫作立場上，“為文學史而寫作”、“為后世而寫作”、“為自己而寫作”、“為少數(shù)人寫作”等口號不斷閃現(xiàn)，成為一部分前衛(wèi)作家的宣言。在評論界，各種新的文學樣式一出現(xiàn)立刻會得到年輕評論家的追捧，評論家們還介紹國外的各種批評流派，擴大方法，評論界的爭議確有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象。這些都顯示了文學掙脫政治的束縛，向著獨立、自由的審美和自身規(guī)律的發(fā)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識分子從前幾次的政治運動中吸取了一些教訓，開始變得沉靜。之后，市場經(jīng)濟全面鋪開，使知識分子的精神角色變得尷尬，一大批知識分子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市場，開始了掘金之旅。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不僅知識分子先前的集體信仰開始解體，而且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趨向物質(zhì)化和實利化，思想啟蒙的聲音在文學中日漸衰弱和邊緣，小說和詩大多走向了解構與逍遙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經(jīng)驗陳述和個人化的敘述。這一時期的作家面臨兩難處境。一方面，一些作家們不愿意放棄精英立場，仍然幻想文學像80年代那樣能夠成為時代情緒的代言者，所以不間斷地發(fā)出對文學失落的婉嘆之聲，并且就文學的啟蒙精神、人道主義立場等進行了廣泛、深入且為時很長的討論，力圖使跌入世俗化的文學重新高蹈精英立場；另一方面，由于圖書市場和文化消費市場的干預，使文學面臨艱難的生存困境，不少文學刊物改弦更張，或不得不退出市場，一些作家，包括風頭正健的先鋒作家，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寫作立場、方法、對象，受眾，開始大幅度地向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靠近，向中國傳統(tǒng)的閱讀經(jīng)驗回歸。文學在艱難地選擇中。
　　大眾文化的高漲和沖擊是純文學更大的競爭者。大眾文化以其世俗化、“人性化”、功利化、實用化、消遣化的特點和解壓功能，很快占領了原來是純文學地盤的書攤、報刊、圖書館和私人空間。大學圖書館里文學期刊讀者銳減、大學生對大眾文化期刊的鐘情以及知識分子私人空間里也充斥著大眾文化讀物等現(xiàn)象，正是這一時期文學受到冷遇的明顯表征。對人的欲望化的關注，對文學的功利化的需求，使這一時期的文學終于邁出商業(yè)化寫作的腳步。這一時期，作家們很少再像80年代時抱怨讀者的水平差，而讀者反過來抱怨文學離時代太遠、離生活太遠，讀者有拋棄文學的義憤。如果說80年代是文學引導大眾的時代，那么90年代開始，就是大眾和文學雙向選擇的時代。很多作家在寫作時，打起了具有明顯市場標簽的內(nèi)容，如那時人們對性和身體充滿了好奇，于是作家們一窩蜂地寫性，不但年輕作家大膽地寫，傳統(tǒng)的老作家也耐不住性子赤膊上陣，稍后的美女作家集體亮相，更如火上加油。現(xiàn)在看來，1993年的陜軍東征和此后的長篇競寫潮，與性革命，新歷史敘述，女性主義寫作都有密切關系?！稄U都》、《一個人的戰(zhàn)爭》、《私人生活》、《上海寶貝》在整個90年代都極具爭議性，《白鹿原》中的性描寫也為很多人津津樂道。不可否認，《白鹿原》開篇性描寫有吸引讀者的市場寫作心理，但并不能就此斷定這部大著是迎合市場的寫作。最具時代特征的是，女性主義作家群的崛起，她們大多以寫泛化意義上的性、展示性別意識，身體意識，私人空間為特征。出版商動輒以某女性作家“袒露殘酷青春”的宣傳語撼動讀者。但是，必須看到，在市場的磁力場中，作家們不得不改變寫作策略，但許多作家走曲線的路，卻并沒有迷失方向。于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文學選擇比前幾個時期都要復雜、矛盾，真正了不起的文學并沒有放棄其精英立場，但其表現(xiàn)方法卻向大眾文化傾斜。
　　　　　　　　　　　　　　　　　　　　　　　　　三
　　2000年前后至今，被稱為新世紀文學，它是中國文學進一步面臨新的選擇和被選擇的時期，這一時期與前幾個時期相比，外延越來越大，內(nèi)涵越來越復雜。
　　一是文學的世界化色彩越來越濃，中國文學在慢慢地向世界文學靠近，融匯。事實上，中國文學的這種選擇早在8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在我看來，80年代是向世界文化和文學學習的時期，而且這種學習是比較全面的，影響是重大的，從哲學觀念到藝術技巧，從把握世界的方式到精神價值取向，中國作家無一放過。說中國文學只是學習借鑒其技巧，并不接受其世界觀和哲學基礎，這說法不過是掩耳盜鈴之談。就文本來看，它突出表現(xiàn)在先鋒文學中。魯迅先生的“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在先鋒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較充足的實踐。有人說，沒有開放，沒有向西方文學的借鑒和學習，就沒有現(xiàn)在這個樣子的中國文學，不是沒有道理；還有些外國文學翻譯家驕傲地說，正是他們在實際上引領著文學的新潮，翻譯家的語言甚至已經(jīng)嚴重地融化和改變了中國作家的文風，部分的事實也確乎如此。我們會在不止一部中國作品的開頭，讀到對《百年孤獨》那段著名開頭的模仿和改寫。所以，不夸張地說，近100年來西方文學的思潮在新時期30年文學中被中國作家一一模仿或借鑒過了。在中國文學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這近30年一樣，組成了一個光輝閃耀的星群。中國的文學再也不是獨自一統(tǒng)的文學江湖，再也不可能用一種文學的傳統(tǒng)來搞大一統(tǒng)了，它已融入了世界文學之林。然而，細究一下，我們發(fā)現(xiàn)2000年之后，中國作家已基本從模仿和自我迷失中掙脫出來，變得冷靜，變得自信。中國作家在國際舞臺上開始活躍了起來。盡管不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當下的作家離我們公認的那些偉大作家還有一些距離，但是，中國文學已經(jīng)成為世界文學不可忽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二是文學在市場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正在進行艱難的選擇與蛻變，它不得不犧牲一些東西，俯就一些東西，這也許將影響到它未來的文學史評價。市場往往與城市相聯(lián)，而市場化和城市化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欲望化的別名。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化市場和出版業(yè)進一步放開，文學再次面臨被市場挑選的尷尬局面。如果說90年代作家們面臨市場化還有所堅守的話，現(xiàn)在堅守變得越來越難。每一個成名作家的新作品面世，伴隨的必然是大量非文學因素的摻和，而每一個新作家的突現(xiàn)，必然會有讓人驚訝的市場運作方式。我們似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從容地不帶任何先入之見地閱讀一部文學作品，往往是因為一些駭人聽聞的噱頭促使人們?nèi)タ茨巢孔髌?。最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加速滾動的時代，由于外力的催促，作家們似乎已經(jīng)來不及深思就匆匆起筆了，由使我們看到，雖然每年千部長篇小說的出版數(shù)字讓人驚愕，但能經(jīng)得起時代考驗的大作品實不多見。這也是我們承認在文明程度上，在全民文化素質(zhì)上，在文化軟實力上，在作品的規(guī)模，數(shù)量，影響力上，現(xiàn)在確乎是歷史上最強的時期，但在文學的審美高度上我們卻不得不保持謹慎評價的根本原因。
　　三是信息化、網(wǎng)絡化、影視熱對傳統(tǒng)文學樣式的沖擊，使文學面臨難以承受的考驗，迫使作家們重新認識文學的性質(zhì)和功能，考慮自身的適應能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網(wǎng)絡和影視媒體對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的沖擊力越來越大，很多作家已從過去熟悉的傳統(tǒng)紙媒體漸漸向新型網(wǎng)絡媒體過渡。過去，作家對影視不屑一顧，現(xiàn)在，凡作家大都渴望“觸電”，以擴大影響。網(wǎng)絡興起后，作家與讀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因為大量的草根和文學愛好者都通過網(wǎng)絡實現(xiàn)著自己的作家夢，而他們本來是忠實的讀者。網(wǎng)絡實現(xiàn)了人人可以成為作家的夢想，于是，很多新人在網(wǎng)絡上崛起，其吸引力并不比職業(yè)作家差，原來的作家處于矛盾、猶豫和尷尬中，他們既不愿與不可計數(shù)的網(wǎng)民混在一起，與之一起在網(wǎng)上發(fā)表自己的文章，并被淹沒，又不能不重視這一目前最為快捷的傳播方式的影響力。前幾年，作家們拒絕網(wǎng)絡，拒絕博客，現(xiàn)在，幾乎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博客，都不敢輕視網(wǎng)絡。特別要指出的是，70后和80后作家群幾乎都是網(wǎng)絡捧出來的紅人，他們與網(wǎng)絡已經(jīng)難舍難分。從未來的角度來看，他們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而他們的文學方式也將成為一個時代的習慣方式，同樣也會變?yōu)閭鹘y(tǒng)。但這顯見的未來，卻使許多傳統(tǒng)的作家不能不感到告別昨天的痛苦，幸好純文學還有一片雖然日見邊緣卻依然存在的天地。
　　四是社會文化轉型時期思想道德文化價值的選擇問題，同樣為這一時期文學選擇的最大難點之一。也許我最后才談到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最重大的。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大轉型時代，不僅作為國家意義上的中國社會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革，而且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融使得中國的道德文化生活正處在碰撞、解構、重構的歷史性構造運動中。作為表現(xiàn)人的文學，面臨一系列文化難題。比如，什么是信仰？中國人到底選擇什么樣的信仰？傳統(tǒng)的以儒家精神為中心的價值觀還能存在多久？什么是女權？現(xiàn)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應該怎樣書寫？怎樣看待中國的歷史？中國當下存在的本質(zhì)是什么？作家還需要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立場嗎？如此等等。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些不光是中國人的難題，而且是世界性的難題。不管多么困難，文學要發(fā)展就必須在這些價值立場上作出選擇。近些年來，不斷有人批評中國作家沒有社會責任感和在國家大是大非面前失語的狀況。一些作家辯解，沉默也是一種發(fā)言。還有一些作家，在寫作中過多地宣揚惡、冷血、仇恨、暴力，從中看出，有的作家在價值立場上還沒有站在人類的正面，這是需要警惕的。
　　總之，新時期以來，時代環(huán)境、社會思潮、價值觀念、審美意識都在不斷發(fā)生變化，我們的文學雖有明顯缺失，有泡沫，有諸多不足，但是，整體地看，文學的人文內(nèi)涵在拓廣，文學的功能在全方位展開，文學的方法、題材、風格、樣式變得多種多樣，以及生產(chǎn)機制和書寫方式越來越解放，作家隊伍的構成層次也豐富起來，這些皆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文學在新時期以來的這30年，像是從狹窄的河床進入開闊的大江，較前大大成熟了、豐富了、獨立了。
　　那么這種局面是怎樣形成的？有一種精神也許是至關重要的，它或隱或顯地始終頑強存在著，那就是相當一批作家批評家，在如何使文學走向自身、回歸文學本體、衛(wèi)護文學自由和獨立的存在所進行的堅韌努力。這種努力保證了新時期文學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藝術技巧品位達到相應的高度。這里所謂的“文學自身”，可以視為對文學規(guī)律和審美精神的一種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對于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的守持。
　　但我一直在想，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有沒有貫穿性的思想靈魂的主線索呢？或者說，有沒有它的主潮？有人認為無主潮、無主題，我卻認為主潮還是存在的，只是表現(xiàn)形態(tài)或隱或顯，時有遮蔽和干擾，但不失其主潮的地位。在我看來，尋找人、發(fā)現(xiàn)人、肯定人就是貫穿性的主線。這是從哲學精神上來看的。若是從文學的感性形態(tài)和社會形態(tài)來看，那就是對民族靈魂的發(fā)現(xiàn)與重鑄。這也是我一貫的觀點。（原載2010年2月10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