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歲末，關于中國當下文學的評價問題，又一次通過大眾媒體成為爭奪眼球的焦點“事件”。
　　事實上，對當下文學的評價問題，早已展開。只不過任何學術討論都不可能像媒體那樣“事件化”，它的影響也只能限于批評界。因此我不得不舊事重提。2004年，《小說選刊》第一期上曾刊載了作家韓少功的一篇千字文，他在文章中說：
　　小說出現了兩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第一，沒有信息，或者說信息重復。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雞零狗碎，家長里短，再加點男盜女娼，一百零一個貪官還是貪官，一百零一次調情還是調情，無非就是這些玩意兒。人們通過日常閑談和新聞小報，對這一碗碗剩飯早已吃膩，小說擠眉弄眼繪聲繪色再來炒一遍，就不能讓我知道點別的什么？這就是“敘事的空轉”。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說是“敘事的失禁”。很多小說成了精神上的隨地大小便，成了惡俗思想和情緒的垃圾場，甚至成了一種誰肚子里壞水多的晉級比賽。自戀、冷漠、偏執(zhí)、貪婪、淫邪……越來越多地排泄在紙面上。某些號稱改革主流題材的作品，有時也沒干凈多少，改革家們在豪華賓館發(fā)布格言，與各色美女關系曖昧然后走進暴風雨沉思祖國的明天，其實是一種對腐敗既憤怒又渴望的心態(tài)，形成了樂此不疲的文字窺視。
　　韓少功雖然也批評當下文學，但還有具體分析。然而，2006年，一股強大的否定潮流使當下文學遭遇了滅頂之災，這個領域已然一片廢墟。除了人所共知的德國漢學家顧彬的“垃圾”說之外，還有《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當代中國文學脫離現實》的綜合報道。從2004年到2009年將近六年的時間，對當下文學否定的聲音一直沒有中止并愈演愈烈。那么當下文學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使這些人如此不快并從南到北形成了一個“憎恨學派”？當下文學真的是萬惡之源十惡不赦罄竹難書嗎？
　　當今文學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用任何一種人云亦云的印象式概括都會以犧牲豐富性作為代價。文學研究在批評末流的同時，更應該著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對這個時代高端文學成就的批評，才是對一個批評家眼光和膽識構成的真正挑戰(zhàn)。這就像現代文學領域一樣，批評“禮拜六”或“鴛鴦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評魯迅大概要困難得多。如果著眼于紅塵滾滾的上海灘，現代文學也可以敘述出另外一種文學史，但現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在“魯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樣的道理，當今文學不只是“快餐文學”“兌水文學”，甚至“垃圾文學”，它的高端成就并不為眾多批評者所真正了解。
　　事實上，無論對于創(chuàng)作還是批評而言，真實的情況遠沒有當代文學的批評者們想象的那樣糟糕。傳媒的發(fā)達和文化產業(yè)的出現，必然要出現大量一次性消費的“亞文學”。社會整體的審美趣味或閱讀興趣就處在這樣的層面上。過去我們想象的被賦予了崇高意義的“人民”“大眾”等群體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場上已經不存在，每個人都是個體的消費者，消費者有自己選擇文化消費的自由。官場小說、言情小說、“小資”趣味、白領生活、玄幻小說甚至“吸血鬼”形象的風靡或長盛不衰，正是滿足這種需要的市場行為。但是，我們過去所說的“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藝術水準而言，已經超過了過去是沒有問題的。不僅在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藝術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慮對文學極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比如對語言、形式的片面強調，比如對先鋒、實驗的極端化熱衷等。而9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他們的起點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學生作文似的小說，只要它切中了社會時弊，就可以一夜間爆得大名。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沒有可能。他們之所以對當下的創(chuàng)作深懷不滿，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場行為的文學，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只看到市場化文學，是由于對“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別是缺乏對具體作品閱讀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就永遠不會有滿意的文學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評不是抽象的、沒有對象的，它應該是具體的，建立在對大量文學現象、特別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礎上的。
　　一方面是對當下文學的不甚了了，一方面則是對文學不切實際的期待。假如我們也要質問一下這些批評者：你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我相信他們無法回答。即便說出了他們的期待，那也是文學之外的要求。事實上，百年來關于文學的討論，大都是文學之外的事情。那些對文學的附加要求，有的可以做到，也有的難以做到。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需要民族全員動員的時代，文學確實起到過獨特的、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在后革命時期，在市場經濟時代，再要求文學負載這樣的重負，不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即便是在大變動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仍然是輔助性的，主戰(zhàn)場還是革命武裝。文學不能救國，當然文學也不能亡國。大約17年前，謝冕先生在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所寫的總序《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索》中說道：“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時世太重也太深，為此文學曾自愿地(某些時期也曾被迫地)放棄自身而為文學之外的全體奔突呼號。近代以來的文學改革幾乎無一不受到這種意識的約定。人們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時，寧肯相信文學制造的幻想；人們發(fā)現教育、實業(yè)或國防未能救國時，寧肯相信文學能救民于水火。文學家的激情使全社會都相信了這個神話。而事實卻未必如此。文學對社會的貢獻是緩進的、久遠的，它的影響是潛默的浸潤。它通過愉悅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對于社會是營養(yǎng)品、潤滑劑，而很難是藥到病除的全靈膏丹。”許多年過去之后，我認為謝冕先生對文學的認識仍然正確。而當下對文學的怨恨或不滿，更直接緣于對文學及其功能不切實際的期待。
　　我所看到的當下文學，與那些批評者們竟是如此的不同。我有理由為它高端的藝術成就感到樂觀和鼓舞。在市場化的時代，由于市場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長篇小說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寵愛，這個文體的優(yōu)先地位日見其隆。每年出版一千余部可見生產規(guī)模之巨。出版數量不能說明藝術問題，但我們在重要的長篇小說作家那里，比如張潔、莫言、賈平凹、鐵凝、劉震云、王安憶、格非、阿來、閻連科、周大新、黃國榮、范穩(wěn)、遲子建、孫惠芬、陳希我等等，讀到他們新世紀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應該說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篇小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我看來，自80年代到現在，中篇小說可能代表了這一時段文學的最高水平。80年代的王蒙、張賢亮、馮驥才、張一弓、宗璞、張潔、諶容、張承志、王安憶、韓少功、鐵凝、張抗抗、張辛欣、古華等良好的文體意識和尖銳鮮明的社會問題意識，將中篇小說推向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他們的創(chuàng)作為新世紀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為其日后的發(fā)展奠定了扎實和穩(wěn)定的基礎。而中篇小說的容量和它傳達的社會與文學信息，使它具有極大的可讀性；大型文學期刊頑強的堅持，使中篇小說生產與流播受到的沖擊降低到最小限度。文體自身的優(yōu)勢和載體的相對穩(wěn)定，以及作者、讀者群體的相對穩(wěn)定，都決定了中篇小說獲得了絕處逢生的機緣。這也使中篇小說能夠不追時尚、不趕風潮，能夠以守成的文化姿態(tài)堅守最后的文學性成為可能。“守成”這個詞在這個時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與保守、落伍、傳統(tǒng)、守舊等想象連在一起。但在這個無處不變、無時不變的時代，“不變”的事物可能顯得更加珍貴。這樣說并不是否定“變”的意義，突變、激變在文學領域都曾有過革命性的作用，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肯定過“不變”或“守成”的價值和意義。不變或守成往往被認為是“九斤老太”，意味著不合時宜和潮流，但恰恰是那些不變的事物走進了歷史而成為經典，成為值得我們繼承的文化遺產。在這個意義上，中篇小說很像是一個當代文學的“活化石”。當然，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不變”，這個“不變”是指對文學信念的堅持和對文學基本價值的理解。在這個前提下，無論中篇小說書寫了什么，都不能改變它的基本性質。
　　于是，我們在畢飛宇的《青衣》《玉米》，北北的《尋找妻子古菜花》《風火墻》，曉航的《一張桌子的社會幾何原理》《斷橋記》，須一瓜的《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大人》，劉慶邦的《到城里去》《神木》，熊正良的《我們卑微的靈魂》，陳應松的《望糧山》《馬嘶嶺血案》《松鴉為什么鳴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吳玄的《西地》《誰的身體》，馬秋芬的《螞蟻上樹》，孫惠芬的《致無盡關系》，葛水平的《地氣》《喊山》，荊永鳴的《北京候鳥》《外地人》，胡學文的《命案高懸》，溫亞軍的《地軟》，魯敏的《紙醉》《取景器》，鮑十的《我的臉譜》，袁勁梅的《羅坎村》，李鐵的《工廠的大門》等作品中看到的情形，與“憎恨學派”是如此的不同。這些作品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心靈生活。
　　我為當下文學做如上辯護，并不意味著我對當下創(chuàng)作狀況無條件地認同。恰恰相反，我是希望能夠面對小說創(chuàng)作的具體問題，并且能夠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做出判斷，而不是以簡單的“盛”與“衰”了事，或以“抖機靈”的糞便“黃金說”的偽邏輯趟混水。還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說中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已經很難獲得普遍的認同和滿意，近些年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在中國的反響也不斷降溫，文學界過去普遍認同的西方大師尚且如此，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切實際地要求中國的當代小說？大師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試圖通過文學解決社會問題的時代也已成為過去。文學在這個時代尚可占有一席之地已實屬不易。我的批評立場確定越來越猶豫不決，是因為我手執(zhí)兩端莫衷一是，我還難以判斷究竟哪種小說或它的未來更有出路。但是，看了否定當下文學的批評文章后，我認為需要保衛(wèi)當下的文學，捍衛(wèi)當下小說高端的藝術成果和他們在文學高地上的堅守。（原載2010年03月31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