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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讓生命開花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王秀濤  時間: 202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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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1904—2005)

  我們?nèi)匀恍枰徒?,這是今天很多人的共識。雖然巴金寫作所面臨的時代已經(jīng)遠去,但巴金一生的思考、探索、追求、奉獻仍是值得繼承的精神遺產(chǎn),我們今天還能從他身上感受到溫暖和力量。他在作品中的真誠與熱情、信仰和理想、掙扎和呼喊,還是能讓我們從中汲取“讓生命開花”的勇氣和希望。巴金的存在顯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精神高度,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作為二十世紀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學已然超越了時代,獲得了某種永恒性的價值。

  一、拒絕無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

  巴金的文學觀是非常明確的,他拿筆寫作并不是出于文學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給自己的思想找到表達的途徑,為自己的情感找到宣泄的出口。他和魯迅一樣并不追求所謂“文學家”的名頭,甚至聲稱“我不是文學家”。

  相比于文學,巴金其實更希望從事實際的工作,“去做一點有用的事情”。他甚至認為,當一些人正為著光明、愛、幸福而奮斗、受苦以至于死亡時,那種躲在書堆里用稿紙消耗生命的行為是“偽善”甚至是“該詛咒”的。因此巴金投入很大精力經(jīng)營出版社,主編書籍和報刊,參與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和文學救亡的具體事業(yè),同時也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通過這些實際的工作來實現(xiàn)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

  巴金的文學觀念受到“五四”的影響,他曾坦言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chǎn)兒,之所以沒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為首的新文學作品的教育。它們使我懂得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文學”。同時,巴金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法國開始,伏爾泰、盧梭、左拉等人對他思想觀念和文學觀念的形成影響頗深。從在法國創(chuàng)作的第一篇小說《滅亡》開始,巴金的文學創(chuàng)作就一直致力于社會批判,試圖改造不合理的制度和舊的傳統(tǒng)觀念,控訴、揭露專制和黑暗,追求光明和自由。因此他的寫作拒絕無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他始終關注的問題是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因此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是從社會狀況和現(xiàn)實人生出發(fā),目的是實現(xiàn)文學的現(xiàn)實功能。

  在文學創(chuàng)作之前,巴金試圖通過社會運動改變現(xiàn)實。他十五歲就接觸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并成為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希望通過行動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的世界。但他對無政府主義并不是教條式的接受,而是想從中找到人生和社會的出路。巴金反對從理念和口號出發(fā)把“主義”教條化,曾經(jīng)批評那些以思想為“原理”的做法。在他看來,原理“應該應用到實際問題上,由實際問題來證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釋實際問題時,我們也不妨修正它”。因此他對于無政府主義從不是全盤的接受,而是以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在現(xiàn)實中加以改造,并與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等其他思想相融合。正因為如此,1936年,就徐懋庸對巴金的批評,魯迅進行了反駁,高度肯定巴金是“在屈指可數(shù)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即使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jīng)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lián)合的戰(zhàn)斗的宣言”。就像1941年巴金在小說《火》第二部的后記中所說,他雖然信仰國外的無政府主義,但仍然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fā)議論,并非機械演繹某種主義和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注重文學的功用性,他明確說他關于抗戰(zhàn)的小說《火》是“一本宣傳的東西”。不過,文學在宣傳、教育等方面的特有價值只能通過“文學”的方式來獲得,因此他的作品始終遵循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般規(guī)律。1934年,巴金在面對“沒有從現(xiàn)實生活出發(fā)”的批評時,反駁批評者不顧及構(gòu)成作品的藝術(shù)條件,只是用一個模子來批評作品,用政治綱領的模子來框作品,他認為這是對文學的傷害。巴金也反對理念化、口號化的寫作,他說之所以在《寒夜》中最后照“批評家”的吩咐加一聲“哎喲喲,黎明”,并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的人已經(jīng)沒有力氣呼喚“黎明”了。這種立足于現(xiàn)實和人的寫作,賦予其作品既屬于時代又超越時代的特質(zhì),在某種意義上獲得永久性價值,這也是他在今天仍然深受讀者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0年,巴金(右)與曹禺在巴金寓所散步

1980年春,巴金(右一)與冰心(右二)訪日期間留影

  二、好的文學作品是指路燈,好的作家是人生教師

  “人為什么需要文學?”對于這個問題,巴金的回答是:“需要它來掃除我們心靈中的垃圾,需要它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勇氣,帶來力量,讓我們看見更多的光明?!?/p>

  事實上,探索人生、尋找人生的出路正是巴金走上文學道路的出發(fā)點。他始終信奉高爾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認文學的目的是要使人變得更好?!卑徒鸬膶懽饕恢痹诨卮稹霸鯓幼鋈??怎樣做一個好人?”的問題,他的理想也一直未變: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口都有飽飯,每顆心都得到溫暖……

  巴金的文學始終關注青年群體。他希望青年有更好的人生,并通過筆下人物的彷徨、掙扎和選擇試圖為他們指出一條未來的道路?!都摇肪褪且约易逯械那嗄隇樵偷?,巴金想要通過小說為同時代的年輕人控訴、申冤。他看到了太多官僚地主家庭中青年如何失去了自由的權(quán)利,看到太多青春的生命遭到戕害,因此在作品中對青年的命運感同身受,并把自己也放進這些人物的生活中,和他們一起經(jīng)歷情感的波動。在創(chuàng)作《滅亡》《家》等作品時,他和書中人物一同生活,一起哭,一起笑,寫的時候,仿佛在跟他們一同受苦,一同掙扎?!扒啻菏敲利惖臇|西?!边@構(gòu)成巴金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源泉,他就是要站在青年的一邊,為青春和生命的自由發(fā)展而寫作。

  巴金關注青年,目的是要為他們探索如何實現(xiàn)生命的價值。在他看來,人生唯有和生活進行搏斗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1931年在《〈激流〉總序》里,巴金寫道:“生活并不是一個悲劇。它是一個‘搏斗’?!币獙崿F(xiàn)自由和理想,只有靠自己奮斗才能獲得。另外,犧牲和奉獻也是實現(xiàn)生命價值不可缺少的。他主張“生命的開花”,也就是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干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只有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一心為自己,一生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在這里,“生命的開花”意味著個人的生命要融入群體的生命才能實現(xiàn)更高的意義,因為“個體的生命容易毀滅,群體的生命卻能獲得永生”,哪怕犧牲自己的時候也不會孤獨,因為“他所看見的只是群體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滅亡”。在抗戰(zhàn)中,個人就要融入民族這個整體,哪怕為民族的生存奮斗到粉身碎骨,“我們也決不會死亡,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里面”。巴金所指出的新生和出路,堅定了一大批青年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決心,很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巴金始終關心自己的文學能給讀者帶來什么,他要把從前輩作家那里得到的火種傳給別人,“要做一個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要把自己的同情、愛慕、眼淚分散給別人,這是作為一位作家應該具有的道德感。巴金認為文學具有兩大作用,潛移默化、塑造人們靈魂的作用和宣傳的作用,而前者更為重要,因為它會使作品具有“一些帶永久性、長期性的東西”,讓作品獲得較長的生命力。因此,他非常重視文學對人的教化功能,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常常是讀者的指路燈,年輕讀者更容易把作家當作他們的人生教師。“究竟給讀者什么呢?是養(yǎng)料還是毒藥?”這是每個作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巴金正是通過“好的文學作品”獲得了很多青年人的歡迎和認可,因為他的小說給了他們“一個疼痛的針砭,當頭的一棒”,美好的結(jié)果是“他們都被喚醒了”。

  《寒夜》外語譯本

  三、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講心里的話

  巴金從不把小說當作純粹的藝術(shù)來看待,他認為作家不同于文學教師和評論家,不會刻意關注“人物要怎么樣,情節(jié)要怎么樣”這樣的文學知識,相反,他寫文章的時候,“常常忘記了自己,我簡直變成了一個工具,我自己幾乎沒有選擇題材和形式的余地”。他的作品不靠技巧取勝,而是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講心里的話,真誠與熱情是他最重要的“武器”。他晚年所創(chuàng)作的《隨想錄》是以極大的勇氣“講真話”的文學典范,就像他曾經(jīng)說過的,寫作的最高境界絕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

  巴金作為具有世界視野的作家,從域外汲取了豐富的文學養(yǎng)料,在第一位老師盧梭的《懺悔錄》中學到誠實,不講假話。他高度評價《悲慘世界》和《復活》不是喬裝打扮、精雕細琢、炫耀才華、賣弄技巧的作品。他把托爾斯泰當作一面鏡子,“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這些評價反映出巴金的文學觀念是非常樸素的。他從不想通過打扮自己取悅于人,更不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在巴金的作品里,很少看到復雜的技巧、花哨的語言、含混的隱喻或者暗示,因為他所追求的是更明白、更樸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思想的表達、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把握、反映時代的深度和廣度,這些才是文學魅力的來源,才能更直接、更有效地實現(xiàn)文學的功能。

  相比文學技巧,巴金更看重情感的真摯和真誠。他希望用真情實感感動別人,明確表示不喜歡那些濃妝艷抹、忸怩作態(tài)、編造故事、散布謠言的作品。他拒絕成為那種“玩出種種花樣”的“純粹的作家”,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讓作品成為“藏書家的所謂珍本”,成為“風雅紳商沽名釣譽的工具”。他曾經(jīng)坦言創(chuàng)作《家》不是用文字技巧,而是用真實情感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在《沉落》中,同樣沒有含蓄、幽默、技巧,但是里面跳動著這個時代的青年的心。巴金對內(nèi)容至上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充滿著樸素、真誠而又感人的力量,也更容易實現(xiàn)他所要達到的文學目的。

  為達到這樣的文學效果,巴金強調(diào)作家人格的重要性,強調(diào)生活和寫作的統(tǒng)一,注重作品與人品的一致。作品要表現(xiàn)出作家的人格,而不能隱瞞作者的內(nèi)心,因此他十分厭煩“那些裝腔作勢、信口開河、把死的說成活的、把黑的說成紅的這樣一種文章”,甚至認為“即使它們用技巧‘武裝到牙齒’,它們也不過是文章騙子或者騙子文章”。在巴金心目中,“講真話”就是作品與人品相統(tǒng)一的典型體現(xiàn)。在作品中,他力求把自己寫進去,把自己的經(jīng)歷、情感、思想寫進去。

  有人問巴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么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他回答道:“我哪里有什么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晚年巴金更是通過《隨想錄》直面自我,“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勇敢坦露自己的短處,真誠地反思歷史和過去。其反思的深刻性和徹底性在二十世紀的作家中是罕見的。巴金的“講真話”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其影響已經(jīng)超越個人,成為反思知識分子立場和操守、事關民族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思想資源。

  對讀者的重視使得巴金一向保持著與讀者的聯(lián)系和溝通。在他看來,作家靠讀者們養(yǎng)活不僅是因為讀者買了書,更重要的是讀者給作家“送來精神的養(yǎng)料”。這些養(yǎng)料成為作品的重要素材來源,所以他說自己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lián)系最密切的時候。同時巴金也極為重視讀者評價,認為作品的最高裁判員是讀者,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都是靠讀者保留下來的,讀者的接受和認可才是實現(xiàn)作家價值的最終途徑。無論如何,文學只有做到“群眾能接受,群眾會喜愛”,才是真的有成績。這仍然是今天的文學應該具有的一種意識:文學作品只有被讀者所接受,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發(fā)展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作者:王秀濤,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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