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發(fā)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fā)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如果以作家王蒙去年10月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的這句話為序幕，一場關于中國文學是處在“高峰”還是“低谷”的爭論，已經(jīng)持續(xù)了近三個月。而掀起爭論高潮的，是評論家陳曉明的一句“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緊隨其后的清華學者肖鷹對此言辭激烈的反駁和批評，他甚至以“王蒙、陳曉明為何樂做‘唱盛黨’？”為題撰文來表示自己的不贊同。
　　確實，自德國漢學家顧彬拋出“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說’”以來，很少有人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出如此高調的贊美。“100年來，魯迅的《阿Q正傳》仍然是中國小說的高峰，至今無人逾越；曹禺的《雷雨》、《日出》仍是中國戲劇的最高峰，至今無人逾越；散文方面，有多少作家超越了周氏兄弟？就說詩歌，抗戰(zhàn)時期的艾青，四十年代的穆旦，我們超越了？你說現(xiàn)在的中國文學是處于最高點還是最低點？”面對這樣的問題，很多作家和評論家都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60年，關鍵是如何給出文學史和文學價值的評價，是我們不能回避的難題。我的標準，一是中國當代文學60年本身歷史發(fā)展的過程；另一個標準是，我始終把中國文學放在與西方文學作品的對比之中，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的作品都是我閱讀和參照的背景，與它們比較，我們的文學確實顯示出不同的風格。”陳曉明將自己的判斷范圍放在新中國成立后的60年文學作品之中。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么一定要在公眾認為普遍低落的當下寫作中，拔出所謂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在當下文壇，如果有所謂的‘高度’，也絕不是精神的高度，而是技巧的高度，中國文學最大的問題是技術和精神分開，但技術主義的崇拜從來不是健康的文學標準。”肖鷹則這樣表示。
　　“面對中國當代文學亂糟糟的局面，重估價值應該說是必要的，中國當代文學要真正健康良性的發(fā)展，有許多問題迫切需要厘清，但我們如果不找到一個共同的價值評判標準，那么這次重估最后的結果也必定是公說公的，婆言婆的，不但無法達成共識，甚至連真正的交流辯論也很難進行。”在爭論聲中，評論家韓春燕的話則顯得比較中肯。

　　爭論: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之難

　　緊跟著“我以為今天的中國文學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句論斷，陳曉明的另一句話是，“我說這句話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是不會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難鳴。在今天我會更加孤立。”
　　確實，沒有多少公開發(fā)言是站在他這邊的。即使把這個“前所未有”限定在當代60年中，他的結論還是遭到完全對立的反駁:“我認為中國文學現(xiàn)在處于全面滑落的時代，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2005年以后出現(xiàn)的。在當代，上世紀50年代中期前后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個高峰。第二個高峰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期，那時的文學是在新中國歷史上作家心靈充滿理想而相對自由的創(chuàng)作。”肖鷹說。這個自稱“做過作家夢的文學青年”，曾經(jīng)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做過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此后雖然沒有進行專門的當代文學閱讀，“但是提到的有爭議的重要作品，大部分我都讀過”。他堅持以“人文理想”為標準來審視今天的文學:“真正的文學一定要建立在有人文理想、心靈自由的基礎上。上世紀80年代達到了這種文學狀態(tài)，但是現(xiàn)在，我們把這種文學理想放棄了。”
　　然而，處于風口浪尖的陳曉明，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采用更加謹慎的措詞:“我覺得評價一個時代文學的高度，不是隨便找?guī)撞孔髌?，覺得不行，就罵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不行，要看能不能舉出最好的作品，這些最好的作品達到了什么程度。”“一個時代的文學，當然大部分作品是平庸之作。我們說西方文學的高度，也總是那幾個作家，比如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也就寫了十幾個作家。而這幾年中國當代文學是有些大作品的，有些中國作家是走向成熟的。”
　　陳曉明給出四個美學指標支持自己的觀點:當下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chǎn)并對當下現(xiàn)實進行批判，有能力穿透現(xiàn)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xiàn)代美學，有能力以永遠的異質性，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鄉(xiāng)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并分別舉出例子:“我舉的這幾部作品，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的關鍵詞是‘喊喪’；賈平凹的《秦腔》是講述當代中國農(nóng)村的危機和困境；閻連科的《受活》寫的是‘殘疾’；莫言的《生死疲勞》是歷史變形記的問題。我肯定這幾部作品恰恰是肯定它們強大的批判性，他們對過去文學方式的決絕和顛覆。”
　　但陳曉明的“美學指標”在肖鷹這里行不通。“《秦腔》的確是細致地描寫當代鄉(xiāng)村頹敗的景象，但賈平凹完全是用時代主義的心態(tài)，低于自然主義的手法，蓄意地去描寫一些非常灰暗的景象，這對我們的文化心理有什么建設？”肖鷹堅持自己對文學的精英定義，“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是18世紀歐洲興起的觀念，不僅把文學限定在虛構、原創(chuàng)、想象的作品中，而且要求文學作品具有理想精神和高雅藝術。這個觀念里包含著一種現(xiàn)代的、啟蒙的文化意識。它天生的就是精英文化，它的核心判斷標準都是人文關懷。任何一個文學時期，大量販賣陰暗變態(tài)都不應該是文學應該采取的態(tài)度。”
　　陳曉明的判斷中，還有個重要觀點“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比如庫切的《恥》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小說，寫中年男人的困境，從個人心理的困境引申出時代的政治的種族的問題。但中國的小說基本都是寫歷史，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寫個人與歷史的對抗，甚至是一群人在歷史中的失敗、錯位……西方的文化是從浪漫主義的文化中生長出來的，但中國的文化不是，它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還有傳統(tǒng)文化，以及20世紀不斷的暴力革命、暴力歷史對它的深遠影響，人和家庭、家族被深深地卷入歷史，它的書寫從這里生發(fā)出自己獨特的文化根基、經(jīng)驗及美學表達方式，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以西方的標準來理解中國的小說。”“我認為，‘中國立場’之下有一個潛臺詞，我們要用中國的標準來判斷中國的作品。為什么用西方的立場就看不到中國文學的好處？我在跟顧彬交談時，他對中國文學也有很多贊揚，比如對解放后老舍的寫作，對王蒙的寫作，對王安憶的《小鮑莊》，他還認為魯迅是真正世界級的作家。這種中國的立場是虛假的立場，一種功利的說法，說簡單點是護短，說重點是自欺欺人。”對于“中國立場”，肖鷹則持這樣的看法。
　　“現(xiàn)在，中國文學中的人文價值處于懸空狀態(tài)。隨著新媒介對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大眾文學中文化大民主意識的全面擴張，導致了對精英意識的顛覆和瓦解。原來追求高雅表達的文化精神，個性自由、啟蒙主義、完美主義、理想主義等等文化精神被顛覆了。”肖鷹堅持對文學的“精英”定位，他甚至不愿把網(wǎng)絡文學納入他的“文學”范疇，而稱為“網(wǎng)絡寫作”。
　　他的激烈還包含著對當下批評的不滿意，“當代文學有一個漏洞，就是那些有影響的批評家群體已經(jīng)高度市場化。在普通讀者仍然對學院派有一種信任和期待的情況下，他們的贊美，比書商直接推銷自己的東西更具有欺騙性。一個有中國立場、中國文化判斷力的人，面對當下寫作，應該是持有嚴肅批評的態(tài)度，而不是逢迎。”

　　“不要匆忙地替后來者作判斷”

　　“每隔十年、二十年，大家都會在對剛剛經(jīng)過的文學重新評估，從書本論著的出版到文章的發(fā)表，這個工作沒有間斷過。這樣的論證方式是作為正常的學術活動存在的。但現(xiàn)在這場爭論，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格局都沒有打開。他們的爭論延續(xù)了上世紀80年代的話題，雙方的觀點也都出現(xiàn)過，只不過現(xiàn)在是把各自的觀點再強化一下，將話題引到聚光燈下，讓大家看看這個話題。”評論家楊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涉及到的作家，基本上只到先鋒作家、知青作家，年輕的作家作品幾乎很少涉及。仿佛那個時代的文學價值和寫作方式才是文學的，后面的文學就不算文學。這樣劃分的文學標準不會有大的新意。我其實更關注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經(jīng)歷了哪些挑戰(zhàn)，希望大家來討論文學中新的增長點。”
　　這場爭論也讓一個詞語浮出水面——“標準”。雙方各執(zhí)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都有自己的標準。但是，當正面的和負面的判斷都言之鑿鑿時，如何給中國當代文學一個正確的“定位”？“六十年來，我們對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作品的評價隨著形勢的改變而不斷變化，文學缺乏一個相對恒定的、能獲得一致認可的評價標準。既然中國當代文學‘好’與‘不好’都是相對的，那么這‘好’與‘不好’的參照系是什么？是跟自己的過去比，還是跟人家的現(xiàn)在比？這也是個問題。”韓春燕表示。有學者認為，這場討論并非如當年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一般，在同一價值平臺或者話語系統(tǒng)進行真正對話，同時，也有人開始思考“好與壞”這些是非判斷之后的深層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這場爭論還面對另一個問題:除了文學界的相關人士，有多少大眾對中國文學究竟處在“高峰”還是“低谷”，有著欣喜或者沉痛的心情？或者說，這場討論對作家的寫作和普通讀者的閱讀是否會產(chǎn)生切身的影響？“這會不會又是一場泡沫，如果又是吵完就忘，只留下幾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和幾個人的名字，這樣的爭論對中國文學究竟有什么意義？”有讀者提出疑問。
　　事實上，重新評價當代文學并非沒有意義。“那些市場評論家們在不斷鼓吹當下文學寫作如何好，而這樣一次討論是從學術批評的層面，向社會、而不僅僅是批評家，把瘡疤揭開，把蓋子揭開，讓社會民眾看到種種危機和問題，讓大家具體來思考，中國文學應該如何發(fā)展？文學在整個文學生態(tài)中的作用是什么，核心價值是什么？”肖鷹認為。
　　同時，有學者期待在“好”與“壞”之外，大家借此進行更深入的、鮮活的討論:“比如說，紙質出版和網(wǎng)絡共存的時代，這個標準到底在哪里？我們到底以什么為標準來討論這個時代的文學寫作？紙質出版中，傳統(tǒng)作家的優(yōu)勢在何處？在網(wǎng)絡上，郭敬明、張悅然這些人為什么做得比較好，他們靠的是什么？現(xiàn)在很多人說‘80后’‘90后’，這些年齡段的作家，他們的自我表述還在摸索中，社會對他們的認同也還在摸索中。這些工作還沒有展開，就說哪個好，哪個壞，哪個作家一流，似乎為時過早。時間會有公論，我們不要匆忙地替后來者作出判斷。”楊揚說。（陳競）